23条立法｜港府可通过有风向意义的个案消除疑虑

2024年1月25日，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立法会谈到《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时表示，希望市民在网络留意到抹黑或恶意攻击的讯息时通知政府，政府会针对社交媒体成立“反驳队”，说明事实真相，他有信心在大家的共识共同意愿下，尽快完成23条立法，让长期困扰的问题上写上完满句号，之后就拼经济、拼发展。

从当年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扭转香港政治秩序与格局的经验来看，香港是要尽快补上国安短板，尽早轻装上阵拼经济拼发展。香港不应长时间被国安问题困扰，而是要踏踏实实去解决困扰市民多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下大力气去推动更多港人人心回归。不过，正因这样，面对反复拉锯多年的23条立法，港府要努力做好解释工作，设法消除市民和西方社会的疑虑，从而为下一阶段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正如2020年北京制定港区国安法一样，23条立法难以避免会引起一些人的疑虑。香港和内地在近现代历史中有着不同的遭遇，形成不同的政治体系和文化观念，不少港人对国家安全问题缺乏体认。为何董建华时期的23条立法工作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的疑虑非但未被港府有效化解，反而被反对派不断放大。

尽管落实23条立法是香港社会应尽的宪制责任，但如果港府不能有效消除外界的疑虑，便容易引起一些人反对。在近几年来中美博弈面向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美国部分政治人物势必会因23条立法而向香港施加压力。2023年11月，当李家超提出2024年内完成23条立法不久后，便有数名美国国会议员提出《香港制裁法》草案。当时这被李家超批为“一场诽谤运动、一场攻击中国及特区的政治运动”。

经过2019年修例风波后，香港政治秩序和氛围大变，如无意外，23条立法大概率能顺利完成。然而，考虑到外界有不少人对23条立法存在疑虑和中美博弈面向的凸显，港府不能大意，不能不吸取2019年修订《逃犯条例》时沟通失败的教训。

李家超说“解说专队”会重点向地区、商界和国际社会进行解说，这是很有必要的。香港是东西方交汇的大都市，是内地和西方社会的重要联系渠道，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难以替代的独特意义。这意味着23条立法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同时兼顾北京的国家安全关切与港人、西方社会的合理声音。毕竟，23条立法是为了填补国家安全漏洞，应该以香港能轻装上阵和持久繁荣为目标。

那怎样有效消除外界的疑虑呢？除了立法过程要审慎理性，要考虑“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特殊性，积极建立社会共识，以及港府要强化沟通解释工作之外，一个可供参考的经验是商鞅变法时的徙木立信故事。当年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欲进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让民众相信政府的诚意，商鞅特意策划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徙木立信故事。同样道理，当港府推动23条立法时不妨通盘考虑，看是否可通过几件具有风向意义的个案来展现23条立法与保护港人自由、人权并行不悖的态度。因为有时候相比于官方的宣传与解释，具体的个案能让市民有更切实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