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天下”：中国知识人无法回避主体性问题︱专家有话说
讲了这么多，对当下的天下论述，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认识呢？这自然是仁智互见的事情。从天下论述的脉络本身看，至少有三个面向可以注意。
撰文：梁治平（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中西书院、光华法学院兼任教授）
第一个面向是政治哲学。我们说了，天下论述都包含了甚至就是历史叙述，但从根本上说，它们的关切其实都是政治性的。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就是一种政治哲学，他对这一点毫不讳言，而且，他特别强调，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这是李强教授的研究领域，一会儿我们听李强教授怎么讲。蒋庆讲公羊学，倡导政治儒学，脉络很清晰，就不多说了。甘阳和刘小枫的核心关切也是政治哲学，他们两人合编了一套《政治哲学文库》，把政治哲学的位置擡得很高，按他们的说法，政治哲学涉及当下最根本的问题，重要性超乎所有其他学科之上。刘小枫在古典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后面的关切还是政治哲学。还有高全喜教授，他是“大观”讨论组的核心成员，这个讨论组最初是打算以“大国”命名的。他们关注和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政治哲学。我把高教授的名字和强世功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倡导政治宪法学，尽管他们的观点对立。其他很多人也是这样。吴稼祥写《公天下》，全篇讲的都是历史，但他自己说做的是政治理论，按秋风的说法，是历史政治学。秋风自己的古典史学，许纪霖的“新天下主义”，还有施展的历史哲学，刘仲敬的经与史，核心都是政治哲学。
天下论述的第二个面向是意识形态。陈冠中就说“中国天朝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什么是意识形态？这个词也是来自于欧洲。根据威廉斯的说法，意识形态的概念成形于19世纪，开始时主要被用作贬义，指抽象、空想、激进的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有专门的论述，也主要是在幻象、虚假意识、颠倒的现实或者非现实这类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不过，意识形态概念也有中性的含义，大体是指源自某种特定物质利益或特定阶级或群体的一组观念或观念体系，所以可以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等等。“每一种意识形态是指适合那种阶级的观念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可能被认定为正确、先进，以便对抗其他的意识形态”。但既然是与特定的物质利益或特定阶级有关，意识形态就可能有虚假性，一种真实表达了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放在一个更大范围里就可能是虚假的。同样的道理，它在真理意义上也不是中性的。这大概是意识形态的难以分离的两面性。所以，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概念的上面两种用法今天都很常见。
回到中国语境，过去，传统的儒学发挥了支配性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儒学意识形态解体了，然后就出现了主义之争，这也可以被理解为意识形态之争，或者，是跟意识形态直接有关的竞争。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战胜了所有对手，成为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但是今天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先是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然后，为了避免争论，执政党采取了实用主义策略，结果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再后来提出新的说法，比如“三个代表”理论，其中一条叫做“先进文化的代表”，传统文化也受到重视，我们今天讲的很多东西，文化、文明、传统，还有很多古老观念，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要素，天下论述开始登场。当然，这个天下论述是复数的，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政治的，也有学术的，众声喧哗，异同交织，关系复杂而微妙，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观察，能够很好地理解这种现象。
第三个面向是乌托邦。赵汀阳自己就用了这个说法，他说天下观念“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葛兆光教授也用了这个概念，但他的意思可不是“理想”。大家可能还记得，他批评中国当代天下论述的文章，题目就是“想像的乌托邦”。很明显，他说的“乌托邦”跟赵汀阳说的意思不同，他的用法是贬义的。他在这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异想天开──评当代大陆的新儒学》。可见他说的“乌托邦”的意思就是“异想天开”，是没有根据的“想像”，用上面的话说，就是虚假的意识。其实，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本来就有关系。曼海姆有一本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书名就叫《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按照他的看法，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观念形态，只是社会功能不同。前者服务于统治集团，统治者受自身利益制约，只关注某种情境，它的集体无意识对其自身，当然也对其他人，遮蔽真实的生活条件，从而使这种无意识得以稳定。乌托邦则属于受压迫群体，这个群体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摧毁和变革某种既定的生活条件，所以不自觉地只看到社会中需要加以改变的东西。换句话说，它也遮蔽了一部分社会现实，它们都不可能正确地诊断现存社会条件。按照这样的理解去看天下论述，我们就可以注意各个具体论述所处的位置，看看它们各自都遮蔽了什么。我们可能会发现，尽管立场相左，功能不同，这些具体论述却共享某些概念、范畴、方法、思想资源，这就让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彼此的界线也变得模糊。最后，如果我们改变参照系，不是只盯着现状，而是也考虑未来，那么，今天的乌托邦可能就是明天的意识形态，这两者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谈到意识形态，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意识形态的建构如何可能？慈继伟教授在一篇评论天下论述的文章里谈到这个问题。他引用阿尔都塞的概念，区分了两种国家机器，即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镇压性的国家机器是硬性的、一元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软性的、多元的。因为这种差别，尽管都是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存在却是以文化自主性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文化自主性，只有划一的思想，甚至要通过硬性方式来统制思想，那就等于没有意识形态可言。但问题是，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意识形态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单靠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不可能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葛兰西说的“文化霸权”讲的就是这个事情。有人批评官方的意识形态，说它如何如何，但你也可以说，那已经不是意识形态，发挥不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至少在它需要靠镇压性的国家机器来维持的时候是这样的。最近新加坡的郑永年教授从另一个角度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在讲中国文明复兴的时候特别强调政治自信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自信，文化创新就不可能，文明复兴就遥遥无期。他说的政治自信，也是要承认思想和文化的自主性。大家可能知道，郑永年的立场经常受到自由派的批评，所以，这番话由他讲出来显得更有意味。
最后，关于中国当代的天下论述，我们还可以从学科和话语的角度做一点观察。首先，我们看到，涉入天下论述的学科很多，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都有。不同学科的介入，带进去不一样的知识传统、方法和思想资源。这种差异构成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对照，也增强了天下论述的丰富性。在此之外，论者之间立场、关切、研究旨趣和偏重也各有不同，形成了多层面的复杂关系，值得做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更有意思的是话语。从内容方面看，论者使用的概念、方法、理论、思想资源等，有异，也有同，这些东西同学科、立场方面的异同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复杂的图景。从类型上看，话语除了分学术的、政论的和政治的，还有经学的和先知的。注意到“先知的”话语类型的是慈继伟教授。他说我提到的这些天下论述，有些是分析性的，有些是先知类型的。这个观察很敏锐。我前面提到经学类型的天下论述，应该比较接近慈教授说的先知类型，但还是有所不同。按我的理解，先知类型应该更具有克里斯玛色彩和预言性，上面提到的诸家里面，刘仲敬的言述就是这种类型。《经与史》最前面是一篇不足千字的致辞，题目是《致漂流瓶的读者》。他把读者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黄书》和《日知录》的假定读者，他说这些人分布在不同时代和圈子，彼此可以不相接触，但都是具有特殊敏感性的少数派。他把漂流瓶扔进大海，他们会辨识出来。因为漂流瓶有自己的受体识别信号，特别是它的“文体”，会对有心人发生作用。这些人是最理想或者最重要的读者。问题是，他为什么要扔漂流瓶？因为，他说，老鼠跳上了餐桌。什么意思？船要沉了嘛。这时候就要把漂流瓶投入大海，让最宝贵的讯息传递出去，留下“种子”。什么“种子”？文明的种子，意义的种子。他的另一本书《从华夏到中国》也有一篇类此的致辞，题目就是《假如种子不死》，也是这种临危之言。大难临头的末世意识，还有特定的“文体”、句式和语调，这些也是先知活动的背景要素。如果看这位论者平时跟粉丝说话的内容和方式，你可能会觉得看到了一个“教主”。
总之，看当下各种各样的天下论述，狭义的和广义的，学术的和政治的，分析的和先知的，还有各个不同学科的，从光谱的这一端到那一端，相当多样和丰富。不管肤浅还是深刻，简略还是详尽，保守还是激进，这些论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何为中国？中国何为？就是我们说的主体性问题。对于任何民族、国家、文明来说，主体性问题都是根本性的，并且是不断更新的。只不过，对于不同主体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对中国人来说，自晚清传统体制和文明解体以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和紧迫。中国人现在面临的，实际上相当于从春秋战国向秦汉转变这样的大变局，要完成这个转变，一、二百年不算长，更不用说几十年了。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内、外压力陡增，主体性问题也变得更加凸显。这个问题能不能及时解决，解决得好不好，不但对中国文明的未来，对世界和人类的未来都会有影响。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选择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知识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也相应地承担了一份责任。这个责任涉及知识，也涉及权力；涉及学术，也涉及政治；涉及理论，也涉及意识形态；涉及真理，也涉及美善。他们，或者说，我们将怎样应对这份责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文经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授权转载，摘录自《想像“天下”：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