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五｜撬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底层逻辑
人类历史不会忘记，1941年12月7日凌晨，太平洋上空漆黑一片，日本帝国的海军舰队和飞机在汹涌的海浪中秘密前进，一路穿云破雾，扑向珍珠港，数百架战斗机、轰炸机密集投下炸弹，给当时还在沉睡的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以毁灭性打击。
这一天被美国称为永世难忘的国耻日。美国随即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奉行军国主义路线的日本不论正规军的数量还是军事训练、军事装备、实战经验都明显优于美国，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因战备不足更是处于守势。二战爆发之初，一代名将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时曾形容美军是三流国家的军队。这正是当时日本敢于冒险偷袭珍珠港、不惜与美国开战的一个现实因素。然而日本的冒险和莽撞成功唤醒了被孤立主义催眠的沉睡巨人——美国，一改二战格局，最终为日本的战败埋下了伏笔。
在卷入二战前，美国的军事实力固然比较落后，但已经是一个全球首屈一指的强国，只不过尚未全面激活战争机器。早在19世纪末，美国便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到了开战前夕，尽管美国战备不足，兵力空虚，但经济实力远远超过日本。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经济实力全球第一的美国全面激活战争机器，军队数量和军事装备生产大飞跃，短短数年之间，美军综合实力位居世界第一，对日军形成压倒性优势。如历史学家萧功秦所分析的，“日本在经济上无法支持长期战争，而最终归于失败”，“美国最后毕竟胜利了，这是双方实力所决定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和美军的胜利，在根本上说明以经济为核心的实力是决定性因素。当然，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同样非常关键，尤其是在前现代社会，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往往有致命影响。但在经济实力及其代表的工业和科技水平逐渐形成降维打击优势的现代社会，再加上核威慑的存在、人类对于和平价值的追求、全球化时代紧密互联的利益结构对于战争爆发的抑制，经济的决定性影响日益凸显。为什么冷战时期一度在美苏全球争霸中居于上风的苏联终究不战而败？为何自二战以来尤其是苏联解体迄今美国能一直主导全球秩序，让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这背后固然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但关键的底层逻辑其实是经济和科技因素。
在近代世界的丛林秩序下，西方凭借经济、科技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殖民掠夺或建立势力范围，香港便是由此被侵占。一百多年前，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奥匈帝国攻占北京，逼迫清廷签下不平等条约，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为何当时这八个国家能在世界范围内耀武扬威？因为这八个国家是当时世界的主要经济体，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世界总量一半。在相当长时间，这八个国家都在主导全球格局，并成为后来G7和G8的前身，区别的只是内部权力分布的变化，比如美国替代欧洲成为西方盟主，俄罗斯国力和地位的百年沉浮，奥匈帝国衰落瓦解后加拿大快速崛起，成为后来G7和G8的成员。
从一百多年前的八国联军到影响至今的G7和G8，反映全球秩序的权力分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结构经济学》一文中写道：“八国集团的经济规模，在2000年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的47%。这意味着，从1900年至2000年的一百年里，世界经济总量中有一半左右都被八国占据。经济是基础，决定了这一百年里的世界政治格局被这八国主导。”
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开始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不论G7还是G8都已渐渐丧失主导权，G20的影响和作用随之凸显。G20地位上升背后恰恰是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稀释了G7和G8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
林毅夫教授说：“到了2018年，八国集团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降到世界总量的34.7%，勉强超过三分之一。至此，八国集团失去了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经济实力，世界由此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的发生主要源于中国的崛起。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在这42年里的年均增速为9.2%。”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只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强劲态势，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今天这样一个“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题的时代，在经济实力背后的产业和科技水平愈来愈被视为关键竞争领域的当下，中国经济地位的大幅上升和G20作用的凸显势必意味着全球格局的变化，即“东升西降”。伴随这一趋势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不仅逐渐稀释美国单极霸权地位，而且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比如最近促成沙伊复交。
当然，从现状来看，美国相对于中国依然具有领先优势，西方整体上依然比东方经济实力更强，故与“东升西降”的趋势并存的是“西强东弱”的现实。从古往今来的大国竞争规律来看，面对人类资源的有限性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竞争单位的世界体系，中国及其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东方“将强未强”与美国及其代表的西方“将弱还强”狭路相逢时，必然产生结构性矛盾，使全球局势进入动荡调整周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后中美博弈的白热化、全球局势动荡，都是可以预期的。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和对中国的围堵，都是大变局的表现形式。
那么，什么时候全球局势才能走出动荡调整周期，重新恢复稳定？“东升西降”和“西强东弱”什么时候才能分出高下？从底层逻辑经济视角出发，林毅夫教授认为：“大变局是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起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进入到一个新的、稳定的、和平的世界格局，需要中国继续快速发展。而且我判断，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的时候，新的、稳定的世界格局可能就会出现。”
林毅夫教授作出这样判断的原因有三：一是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的时候，中国发达地区的人均GDP估计会达到美国的水平，而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及背后的产业和技术水平，故美国再也难以对中国“卡脖子”；二是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的时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了，届时不论美国是否高兴，都改变不了既成事实；三是贸易往来时，小经济体得到的好处比大经济体得到的好处大，若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届时美国为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和就业，不能没有中国市场，不能不与中国合作共赢。
林毅夫教授的说法是有其道理的。不过，现实情况往往波谲云诡，在底层逻辑经济实力之外，政治、军事、文化的因素同样非常重要。但考虑到经济实力是基础性因素，对于当下中国来说，若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和平竞争的方式分出胜负，那么最理性的选择依然是：在强化政治、军事和文化实力的同时，全面发展经济，提升科技水平，改善民生。而这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的一个奥秘。
去（2022）年6月，《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的《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认为：“应深刻认识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向上发展的国家来说，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归根结底属于外因，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能不能在新征程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结底要看内因，看我们能不能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该文重提当年邓小平说的“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认为“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形成的强大实力”，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就不可能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
带领德意志帝国统一和复兴的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说过，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行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只要内外条件允许，最重要的自然是经济的全方位崛起、科技飞跃和人民生活的全面改善，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大变局中得道多助，才能凝聚最广泛最生生不息的力量。当然，在此过程中，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因素同样关键，尤其是政治现代化和文化软实力能否赢取人心十分重要，但纵使如此，经济依旧是决定性的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