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官僚主义正成为中共一场十分紧迫的自我革命

近些年来，内地官场的官僚主义问题日益成为高层和民众都十分反感、痛恨的弊病。

2012年11月，新当选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不久后，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制定实施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意在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自那时到现在，反对和整治官僚主义，一直是中共领导层的重点工作，从发起反腐行动，整顿官场，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主张依法治国，强调自我革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中一个考量便是克服官僚主义。

据内地《法制日报》在2017年的报道，自2012年12月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全国累计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7万多起。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披露，十九大以来，截至2022年8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7.3万个。单是已经查处的问题便已这么多，估计实际情况更加严重。

从许多企业和民众的切身感受来看，中共官场的官僚主义问题，不仅极为普遍，经常可见，而且形式不断发生变化。无论是许多民众所遇到的公共部门办事难、效率低、推诿扯皮问题，还是新冠疫情“乙类乙管”前许多地方所存在的层层加码、一刀切、知法犯法问题，闹出诸如“恶意返乡”、“种地道歉”、“铁丝锁门”、“给储户赋红码”等影响恶劣的公共舆论事件，都是官僚主义问题严重的例证。

在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本质上是“为官不为”的懒政、怠政、逃避责任、“新官不理旧事”、漠视民营企业和民众正当诉求，已经成为目前最突出问题。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点名“为官不为”问题，同年国务院第三次廉政会议更是尖锐指出：“身在岗位不作为、拿着俸禄不干事，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习近平曾多次谈论“为官不为”问题，他说“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并指出当前“为官不为”主要有3种情况：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为”，二是动力不足而“不想为”，三是担当不足而“不敢为”。

在中共百年历史上，反对和整治官僚主义是贯穿始终的主题。毛泽东在革命建国时期便已将克服官僚主义上升到关乎共产党命运的高度，他一再主张群众路线，痛批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闭目塞听。他曾引用一首旧诗来讽刺官僚主义者：“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他说除了三餐不食之外，别的都很像官僚主义者的问题。1963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曾专门列举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比如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狂妄自大、官气熏天、不学无术、遇事推诿、怕负责任、遇事敷衍、人浮于事、假公济私。

相较而言，邓小平的反思更为深刻。1980年，他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邓小平除了延续毛泽东、周恩来批判官僚主义时涉及的思想作风问题和封建特权思想，还从历史、政治制度等层面进行思考。他说：“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正因这样，邓小平主张应该同时从观念改变和政治制度改革来克服官僚主义。

应该说，邓小平对于官僚主义的反思触及了官僚主义的根源，官僚主义其实是官僚制度的一种消极派生物。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官僚制度是人类结群而居的一种不得已安排，只要不想陷入无政府状态，只要有公共管理的存在，那必然有官僚制度。而官僚主义恰恰是附着在官僚制度上的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消极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其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法治、民主问责、社会监督的完善程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不可否认，考虑到政治的运行取决于制度和人的相互作用，而制度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庞大的官僚体系同样不可能人人都能恪尽职守，故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几乎不可能彻底根除官僚主义。

但纵使如此，只要有可能，还是应该努力将官僚主义的负面影响降至最小程度，对官僚主义形成常态化的硬性约束和有效监督，并能及时消除每一起官僚主义个案造成的危害。这是因为倘若任由官僚主义问题不断恶化，不仅会引发民众的普遍不满，损害中共执政的认受性，而且会妨碍经济社会发展，阻滞中国式现代化。而克服官僚主义的持续努力过程，不论是思想道德层面的努力，还是以民主问责、法治为重点的制度建设，都会有助于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所以说，克服官僚主义正在成为中共一场十分紧迫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