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干变虚无　中国官僚主义的老问题与新表现

中国北方一座特大级城市，其辖内一家县级政府被法院终审判决归还企业近亿元欠款。一件清晰明了，没有争议的欠债还钱案件，却让企业陷入了上天入地两茫茫的漫长要债囧途中。之所以如此，是时任官员并不愿意承担过去的旧账，更何况在中共当前下严格的党纪与法纪下，他们宁可采取推躲等靠，庸懒散拖的方式将“包袱”继续甩下去。而宣判的法院迟迟不予强制执行，则担忧民告官的事情放大，要承担政治与社会稳定的“罪责“。

这样类似的案例并没有随着官僚体系走向清廉，而有所减少。在过去，“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是内地民众用来形容官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经过近十多年的强力反腐与全面从严治党，内卷与躺平，懒政与怠政，选择性与过度化作为等成为官僚主义的新特征。

举例来说，这里的新特征具体体现在这几个方面：懒政、逃避责任、不作为，毫无担当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内地各个高校在疫后仍封闭管理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懒政行为；看不见人民、看不见民营企业、看不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疫情期间两个舆论场的撕裂，疫后对民间情绪缺乏基本把握，自说自话；权力大过法律、政治大于治理、口号多于实际；官大一级压死人，外行领导内行，随便发号施令，比如疫情初期疾控系统暴露出来的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防疫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等；只关注升官的路径、埋怨收入少升官慢，却从不探究自己干了什么、有什么政绩。这些弥漫于中共官场的官僚主义，已经越来越成为第五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阻力和障碍。

究其原因，曾经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习惯享受 “共同利益”的官僚体系，面对新时代刮骨疗毒式的全面从严治党，明显产生了不适应，衍生了软抵抗。他们中的不少人摸索并变换着新的为官之道来逃避责任，规避风险。不少官员自我辩护，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不敢为”，只能通过所谓的内卷与躺平才能“自然地” “平安地”继续进步，升官。

“先干起来，出了问题我负责”——敢于发出这种言语的官员似乎越来越少，一旦有了这样的话，那就是遇水搭桥，见山开路，是撸起袖子实打实的积极作为。但目前的官僚体系一旦遇到问题，各式的花样退缩、阻拦，大都以脱责为首要为官之道。就如当前官场内的语言习惯多以“我们抓紧时间研究处理”、“我们积极准备解决”……这样的语言，加之诚恳的表情绝对让人舒适、信任。但经过现实社会的无数次鞭打，再结合体制内的语言艺术，就不能再按照正常逻辑来理解这些“美好”的官话了。

什么“抓紧时间，积极准备”，而是官场根据想不想办，能不能办来决定。想办，不管能不能办都能办，那么这个解决就会很快；不想办，不管该不该办都不能办，那么这个准备时间就是无穷尽。只要官员强调“正常”程序和审批流程，皆能使着急办事的人或企业无话可说。相比较过去官场呈现的黑脸、官腔、推太极，现在的官场则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积极，主动，凡事讲程序。如今很多官员的态度是坚决支持，积极配合，但经过一番折腾后就会让不少人醍醐灌顶——认真领会了领导的“语言艺术”，体会了一下真正的“人情世故”。

邓小平曾一再强调：“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并将官僚主义的表现归纳为：脱离群众、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文牍主义、个人至上。具体到今天的中共官场，官僚主义的表现有了更具象的表现与延伸，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逃避责任、不作为，丧失了本该具有的担当和解决问题的勇气。

这些正在弥漫于中共官场的新官僚主义，越来越与习近平所强调的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背道而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阻碍。只微笑不做事、懒政怠政难道不是更糟糕的腐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