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大学姚洋・二|理论远远落后实践 当代中国最大挑战

撰文: 吴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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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北京时间2月7日,习近平在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延续二十大报告,对于如何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重申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色(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并直言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提到“现代化”,很多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大门的中国,就不断在“刺激—反应”模式下艰难寻求着现代化。从洋务运动的器物现代化,到戊戌变法的制度现代化,再到五四运动从文化上寻找病根,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充满战争与混乱的历史,也是一部探寻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历史。日前,《香港01》记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以下为访谈第二篇。

香港01:在文章中,您特别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并谈到了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之后如何引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比如对阶级斗争的重新定位、党的任务的变化,且认为邓小平带领党从社会改造转向经济建设,指导其实践的是中国的务实主义哲学传统。目前来看,中国共产党已经满百年,如果依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目前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后续会如何继续中国化?这对于外界认识中国共产党有何启示?

姚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总体判断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在实践层面比理论层面要走得快得多,换言之,在实践层面,很大一部分已经回归中国,比如务实主义、选贤任能、恢复市场经济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化的表现,但在理论层面,面临着重新改造的难题。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远远落后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这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最根本的挑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视觉中国/资料图片)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理论的政党,每一次重要转折都是理论先行,比如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是要写文章,文革之后启动的改革开放,也是理论指导实践。而当前理论落后于实践最重要的,就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落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的下一步就是剥削理论,在一个源自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国家就具有了阶级属性。如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剥削理论,那就必须依照这个逻辑去实践,但显然,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并不是按照这一套理论来做的。我们经济成果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剥削理论,不是单一的按劳分配,而是按要素分配,是资本和劳动共同取得回报,中国才有今天的发展。

所以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吸收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放弃剥削理论。而且,往前看,剥削理论也不利于凝聚全国各阶层的力量,不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此,对所有制的讨论不应再有政治意义,而仅应有经济意义,即把效率作为确定所有制的主要标准。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就放弃其它目标,而是要通过再分配提升国民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能力,以此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我们机械地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套到社会主义上,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也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一定得改,否则会有越来越多的混乱,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人民经济”的讨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发的担忧等。

香港01:国进民退的争论也是比较典型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至今没有解决一个理论难题:究竟要不要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这个概念对马克思来说是哲学意义的,“消灭”资本主义并不等同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也将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被取缔。

姚洋:对,国进民退这些争论,都是一脉相承的,这关系到我们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这个问题太重要了,高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怎么往前推进,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最难的不在于建构什么样的理论,而在于是否有勇气放弃已经不适应于中国发展阶段的理论。如果不迈出这一步,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就悬而未决,因为具体的实践和飘在空中的理论完全不吻合,大家心里就发毛,社会思想必然也就会混乱。

在过去四十余年的历史浪潮中,“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曾经3次入狱,经历四次婚姻,几经沉浮,极富传奇色彩。2023年1月11日,年广久去世。(图源:VCG)

香港01:关于实践落后于理论,您在文章的“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章节中,也特别谈到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张力的问题。具体来说,在理论层面,中国化刚刚起步,党的理论要回归中国传统,难度很大,毕竟反传统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导思想,但是,站在建党一百周年的节点上,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冲刺阶段的起点上,是时候在理论层面认真对待中国传统了。是否可以理解为,您所提到的“党的实践与党的理论之间的张力”,关键的症结在于未能直面中国传统?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三个自信”,后来有增加了文化自信,这一次二十大“历史自信”又被提到了重要位置,并在二十大报告中与文化自信并列提出,该怎么理解这几个自信之间的关系?破解党的实践与党的理论之间张力的关键在哪里?

姚洋:二十大报告提出来了大方向,这也是整个中国特别是党的理论界应该努力的方向,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理论仍然处于革命的话语体系里,没办法跳出来。所以这次报告专门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我觉得是有深意的,希望大家从老的理论中跳脱出来,重新思考党的理论。要创建新的理论,势必要扬弃一部分旧理论,但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于是只能不断叠床架屋。但这样会阻碍我们前行的道路,比如不放弃阶级斗争,就别谈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