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报告前瞻︱接棒邓时代“共同富裕”　习时代三大挑战需谨慎

在习近平的多次重要讲话中，“共同富裕”这个词几乎是无处不在。特别是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共同富裕”这个词写入了中共的历史性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一共出现了8次。而后，也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如果从另一个维度看，习近平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正是中共第二个百年的关键词，因此判断在第二个百年，“共同富裕”，必将成为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工作中心，就好像在改革开放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在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一样。

中共政治局8月30日召开会议强调，“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如此推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将写入开启“第二个百年” 的中共二十大报告。修改党章亦是此次中共二十大一项议程，相信“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中共执政初心，作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大概率会入党章。

中国人为何执迷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从字面意义上讲，是指所有人都过上幸福、宽裕、美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共同富裕，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人的追求。在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视野中，利民富民始终就是一个关键要素。

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共同富裕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周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承载万物、培育生命是自然的大德。管子说“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积累财富、公平分配是社会治理的大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以富裕为目标进行奋斗是社会应当倡导的行为。

从社会治理层面来看，共同富裕是统治稳固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不仅应该保障人民追求富裕的权利，更要为实现民众，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富足安乐提供条件。荀子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人民长期在动荡、赤贫与不公平中生活，是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长久动力的。

从社会的建设图景来看，共同富裕是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作为传统小康社会之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大同社会是中国古代先贤最为理想的社会图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可见，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共同富裕始终是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诉求，是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是封建明君约束自身的原则，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生产关系的制约和无法克服的阶级矛盾，“民本”在更多的时候是发挥维护统治的工具性作用，而非作为治理目标的价值性作用存在。因此，人民的主体地位始终无法在旧中国确立，共同富裕的理想也一直无法实现。

在中共建政后，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从温饱不足到小康社会，再到如今的“新时代”，共同富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完善。总体来看，改革开放至中共十二大（1979-1986），明确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界定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中共十三大至中共十五大（1987-2001），持续完善分配制度，拓展共同富裕的内涵；中共十六大至十七大（2002-2012），将再分配纳入共同富裕框架，丰富和明确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中共十八大至今，共同富裕迈出实质性步伐，时间表和措施更加清晰和明确。

习近平说，“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可见，中共对共同富裕的探索是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的。

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是首次对“共同富裕”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但可以对“共同富裕”表述仍以继承为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关表述有一定创新，既没有“横空出世”的新政策，也不意味着有关政策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共同富裕”有关举措也主要体现了政策延续性。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延续了“提低、扩中、调高、打非”的收入分配改革整体思路，推动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步伐推进，分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如果结合《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看，则可见：中共认为，脱贫攻坚、提高居民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实现更充分的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公民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并且，加快支持实现共同富裕的文化建设。但截至目前，实现共同富裕，尚未在国家层面明确相关定量标准。

“共同富裕”的三大挑战

随着中国正进入以共同富裕为中心的时代，理清共同富裕的概念，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避开潜在的风险，让共同富裕可持续，就非常有现实意义。毕竟，共同富裕的实现必然任重而道远，充满各种风险，稍有不慎，也可能适得其反。

第一，什么是共同富裕？中国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解释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

这番解释应该说是非常稳妥和准确。但也不得不说，也还是存在“共同富裕是一刀切的‘均平富‘”的担忧的。虽然早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已指出，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公报也指出，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既然是共同富裕，那自然是全体人民的富裕，让所有人都能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红利。但因为每个人的智力、能力和辛勤程度不同，任何社会的财富分配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平均主义或大锅饭，任何企图以平均主义或大锅饭来分配财富的努力，只会以失败告终，带来更糟糕的结果。中国曾在这一点上有惨痛教训和深刻体会，自当时刻保持警惕，因此今天所说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而是在尊重差异和自由的同时尽最大可能确保公平分配财富，构建一个更加优化更加公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对此，中共必须让社会有清晰的认知，特别是企业界。企业，是经济活跃的根本所在。去年年初提出“三次分配共同富裕”概念。当提出口号后，阿里、腾讯这样的头部企业纷纷自发搞起了“共同富裕”基金，再结合对这些企业的整肃，企业主们都看着，心里就琢磨：是不是要打富济贫，是不是要搞平均主义。

其实三次分配是三种原则的统一，效率原则、公平原则、道德原则。实际上既是强调高效率的创造蛋糕，也强调更好的分配蛋糕，这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而导致的结果是所有社会阶层收入都会适度增加，叫“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大家财富都一样，永远有差别的，而是强调所有社会阶层的收入都能使国家的发展相应增长，就叫“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理论、共同富裕没有打富济贫的意思，更没有搞平均主义的意思。但显然，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背景下，很多误解，导致企业家们很紧张。诸如这样的问题就必须要讲清楚，尤其是让企业界知道不会劫富济贫，更不会搞平均主义，否则大家对未来预期不好，当然就不可能投资，不可能增加消费。这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

第二，怎么实现共同富裕？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说法是“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这都是政策宣示层面，写清楚了大方向，但具体执行阶段怎么行之有效地落实，则是一个艰巨挑战。

毕竟政策的宣示和执行经常是两回事。就像中央财经委员会说的“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表述，但若想落地，实在太难。例如最近中国教育“双减”政策，初衷和理念很好，但引起了大量家长的不满，原因是在阶层固化、地区发展和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偏低、社会评价机制单一的现实下，只对供应端下刀的“双减”政策会迫使需求和供应都转入地下黑市，让教育培训从大规模连锁时代退回到家教时代，增大中产阶级向上跃升的难度。

此外，执行过程中应该有清楚的认识：分配改革是共同富裕的重点，但不能简单认为分配改革就是共同富裕的全部内容。而且，切忌同富裕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尤其是市场普遍关心的初次分配领域，共同富裕依然强调按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注重效率和发挥市场作用。中共“十四五”也规划指出“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公报也指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必须搞清楚，“共同富裕”依然注重效率，要让市场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在推行共同富裕过程中，怎样确保具有道德制高点的良好目标和理念，在执行过程中同样取得良好效果，极具挑战。

第三，怎样避开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潜在风险？除了平均主义或大锅饭之外，还有两个风险：民粹主义的仇富情绪和用力过猛、一刀切的整治措施。今天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当然应该节制资本，规范资本的运作，调节富人的过高收入，但这绝不等同于杀富济贫或民粹主义的仇富情绪。

就像马云和阿里巴巴，有问题当然应该依法处理，该怎样就怎样，但同时要警惕一些民粹主义的仇富声音将马云和阿里巴巴扣上万恶资本的标签。中国政府的整治措施同样如此，确实应该下大力气去整治各种乱象，但同时要注意智慧和方法，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不要用力过猛或一刀切，更要尽量减少造成不必要的社会和市场恐慌。这个分寸怎么拿捏，怎样达到良好的预期效果，确实非常考验中国政府的能力。

无论如何，中国进入以共同富裕为中心的时代是让人乐见其成的重大转变。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理想长期以来都是停留于理想层面，一旦中国在经过艰苦努力后能够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共同富裕，那对于中国、世界来说，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毋庸赘言，这必然是极具难度的挑战，为此中国社会应该探索建立一个能够集思广益的包容和开放的公共讨论环境。中国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既然这是令人向往的宏大目标，事关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那么大家不妨积极参与其中，去寻求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期待中共二十大后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落在执行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