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号购房”何不休矣?懒政消解政府公信力

撰文: 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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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深圳,网传某孙姓公职人员妻子一年间摇中多个网红楼盘,随后每个指标以200万元高价转卖。前海合作区纪工委高度重视,已介入调查核实。“抽签”、“摇号”,必定会造成寻租的机会,结果就是为腐败提供诱因。连深圳都在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事实上,这样的案例是屡见不鲜的。2018年时西安“摇号门”事件也曾轰动一时。当时,一份疑似融创“南长安街壹号”房产项目部分摇号购房者讯息登记表开始在网上传播。这份登记表显示,多套楼房被当地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内定。西安市长安区纪委也确认,有35名公职人员受购房者请托 “打招呼”, 8人被免职,5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8人受到记大过处分,14人受到记过处分,其中有6人同时被调整管理岗位。涉及质监、规划、房管、城改、供电、国土、建设、城管等,除了几名区领导外,大部分都是行政主管部门的局长、主任、处长、科长等干部。

在多地执行“摇号购房”后,一直有零星新闻曝出。这就是典型的权力寻租——公权力与商业的交换与勾兑。既是与民争利,更是以权谋私。可怕之处就在于,它长期司空见惯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甚至成为了某种畅行无阻的“潜规则”,从而不断腐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消解着政府的公信力。显然, “摇号购房”事件并非个例,值得高度警惕、举一反三。

“摇号购房”的初衷

不只是深圳,包括上海、南京、长沙、成都、武汉、杭州、西安在内多个一线、二线热点城市,前几年都陆续公布了“摇号购房”政策。购房为什么要摇号?

内地房地产市场早几年出现过热迹象。(新华社)

“摇号”,对于有一定年纪的中国人还是有一些特别记忆的。三四十年前中国商品供应很不充足,比如上世纪80年代时紧俏的电视机、洗衣机、冰箱“三大件”,面对蜂拥而来的消费者,就只能通过摇号来解决矛盾。但随着物资供应的充足,中国基本上进入了商品富余时代,这种摇号活动已经与消费者久违。如今在一些城市出现的“摇号购房”,理论上就应该是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

此前中国各地方还在为商品房的过剩大费周章,缘何又突然面临住房供应紧张的问题?一方面自然有中国城市化建设,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大背景。另一方面,在如此背景下,内地房地产的宏观政策明确“房住不炒”,这也应该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调控方向。为了抑制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暴涨,各地政府推行了预售证价格管制政策,其实质就是最高限价。由于政府的限价使得住房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买房人会迅速进入市场,市场上流行着“买到就是赚到”的说法。因此在一些城市出现了万人排队买房的现象。更有在开发商的操纵下,出现人为的销售紧张的情况。捂盘惜售等在调控中严厉禁止的现象,有死灰复燃之势。在这种情况之下,“摇号购房”的政策出台,从政府的意图来看,显然是希望通过此举减少人为操纵,使僧多粥少的房源尽可能公平地进入到消费者手中。

“摇号购房”是不是迫不得已?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一些地方的楼市调控政策扭曲了市场,使得有资格的购房者变成了投资客,放大了需求。而另一方面,土地供应呈现趋势性下降。这样的直接结果,使得供求失衡的矛盾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加剧了。细观察,“摇号购房”主要会出现在两类城市,一类是楼市热度较高的城市,包括房价上涨压力较大、供需矛盾突出的城市,以新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三四城市为主;另一类是存在捂盘惜售、收取“茶水费”、未公示开盘房源等楼市乱象,亟待规范的城市。

这些城市也普遍早已实行限购政策,急欲购房的人,基本上都是刚性需求,是政策面上允许购房的对象。但是,在限购政策已实行多年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本应早就应该对本地的房源有清晰的了解,特别是对本地刚需购房的能量有明确的掌握,根本不应至于出现大范围的供不应求状况。

“摇号”是懒政

其实,“摇号”公平吗?

“摇号”,似乎是解决稀缺资源“供不应求”的常设办法。仅从形式和概率而言,显然再公平不过了。但如果仅凭一句“人口过多”,各种生活指标就用中签率极低的摇号来分配,那这种建立在社会资源供需失衡基础上的“公平”,显然也不总是能服众的。

当遇到所有人都解决不了的分配问题时,只有靠天来决定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摇号”,绝对不是万能的,只是当供需关系严重不平衡时出现的应急之策而已,这绝对不是个好兆头。“摇号”本来就是人为的一种缓解各种紧张的一种方法,既然是人为那么就有各种的方式的可操作做性。即使出发点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这种“药”总会有变成“高价药”的途径。

说的严重点,“摇号”机制是懒政思维下的无奈选择,“摇号”并没有总体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只是制造了虚幻的公平氛围。总是用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只想从表面上去粉饰太平,而从不过问内在的实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外表确实光鲜,但是也仅限“化妆”后有限的一段日子,时间一长,还是依然如故。行政官员的懒惰,就是能制定出一套看似公平却又一点都不公平的“制度”。

是的,“摇号”并没有总体上满足合理需求,只是制造了一种虚幻的看似公平的氛围。这种机制只不过是一种新的不作为行为。

在杭州限购政策实施前,大批购房者疯狂签约买房。 (网上图片)

说回住房问题,如果住房紧张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事实,就必须要问,这都不能是突然间发生的,地方政府为何没有对本地刚需购房的能量有明确的掌握呢?如果确实人口急剧增加对部分城市造成住房压力,短期内难以解决,政府为何不能提供一批公租房,这也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所倡导的一个方向,不是吗?长远的办法应该是加大供应,满足购房者的需求,而如何又不发生“鬼城”的情况。这些都是需要政府有系统的统筹规划。

楼市调控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是站在公众的角度,控制房价过快上涨,满足更多刚需人群的住房需求。要真正实现“房住不炒”,自然也不能光是指望从限价、限购、摇号等压抑需求的措施入手,还要从供给端着手,扩大住房的市场供给,租售并举,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这才是“有为”政府治理能力和体系的基本要求。

“摇号买房” 寻租“乐土”

“摇号买房”,本是各大房地产市场较热的城市为了遏制投机炒作、规范销售行为而推出的市场调控新政,这些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还是两说,但“摇号”制度又确实产生了新问题。

“摇号”必然会产生腐败。由于人为的“限价”和“摇号”的巨大利益,会诱使有关人员滥用权力与关系,甚至行贿贪污来获取“内定”的购房号,从而导致腐败滋生。“摇号买房”过程中,政府、房企、摇号软件提供商、公证部门,涉及太多政府部门职责和角色。难以避免的就形成了寻租的“乐土”。

赤裸裸的利益输送,明目张胆的腐败,只会令民众对公权力失去信心。只需看看被曝光的关系户名单,不是土地局,就是规划局、房管局,而事实上说,稳定楼市、防范房地产买卖乱象本就是他们应尽的责任,不是吗?如今他们不但失职在先,更仗着手中权力抢房,视法治尊严及市场公平如无物。

如今,中央三令五申,“三道红线”,都房地产行业以雷霆之势挤泡沫,必须做到“住房不炒”,我们都知道代价不可谓不大。如今市场终于冷却下来,就更必须回过头来去仔细检讨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的虚火。究竟是什么造成如此大泡沫,什么吹大了虚火?很大程度上就是扭曲的政策所导致的。

从绝对量层面来看,中国多数城市2月份成交量不足10万平方米,尤其是疫情相对较严重的宁波、重庆、武汉等城市,购房意愿寥寥。(新华社)

比如说,限价“造成”很多本来并不想买房的人参与了抢房的游戏,导致“房住不炒”的政策不仅没有落实,反而火上浇油,这种扭曲导致市场预期的混乱吗。而“摇号”又进一步造成权力寻租。都且不苛责所造成的问题都非常严重,而这些所谓调控政策本质上也都是懒政。但凡多思考一步,都能预估到其后续影响。

中国14亿人口,毫无疑问,住房问题当然是个大问题,如何处理好,如何实现“住有所居”,都必须要从根源性问题入手研究。贸然就执行一些懒政,势必只会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