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为日后防疫政策的优化和开放早做准备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多地出现疫情，确诊病例数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数量创下两年多前武汉疫情发生后的新高，多地纷纷采取比较严格的管控措施，甚至实施全域静态管理或半封城、封城。3月14-20日，身处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一线城市深圳按下暂停键，决定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活动，相当于进入半封城状态。3月27日晚，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决定自28日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对全市分两批进行封控，封控区域内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企业实施封闭生产或居家办公，暂停公交、地铁、轮渡、出租汽车、网约车运行。
深圳和上海，这两座中国顶级城市为了应对疫情，都采取了如此严格的防疫措施，揭示出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大陆的防疫政策应该还是会趋向严格。当然，这并不妨碍中国大陆会根据疫情的形势、病毒的特点和支撑日后防疫政策松动的准备工作的进度来适时调整、优化防疫政策，只不过眼下或者说短期内不会贸然放松管控。
3月19日，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了一篇文章《疫情防控成本要算大账》，分析称：“从成本效用来看，通过动态清零、精准防控，我国保证了绝大多数地区、绝大多数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减少了因疫情带来的不便，乃至心理等健康问题；从成本效益来看，对于防控成本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关键是要算大账、算动态账。如果仅按疫情发生地、按疫情发生时的成本来算成本效益，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应该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算大的经济账、社会账和民生账。坚持动态清零，也要算国际账。中国在保持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番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目前中国大陆依然坚持远比西方社会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
考虑到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中国人均医疗资源和医疗科学水平相对有限，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医疗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相当高比例的老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尚未充分接种疫苗，当前中国继续采取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有其内在逻辑。毕竟，就像3月14日凌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抗疫两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是漫长冬夜还是倒春寒》一文中所写的：“通过最近全国各地的疫情应对情况看，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社会资源的配置上，还没有做好应对大量病例同时出现的准备，现在全面开放一定会出现医疗资源挤兑，造成难以预计的过度死亡。”
但反对全面开放或者说躺平绝不意味着防疫扩大化或一刀切、层层加码。事实上，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要求“从严从实开展防控工作”，“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的同时，还强调“要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不断优化疫情防控举措”，“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说明眼下中国防疫措施尽管短期内会趋严，但同样还是会追求精准防疫、科学防疫，还是希望尽可能降低代价。
张文宏医生说，凡是持久的，必是温和的与可持续的。在疫情危害性和病毒致死率逐渐降低，西方国家的防疫措施都渐渐放开，而中国的发展又离不开和世界的深度互动，严格防疫对正常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显现的的背景下，怎样让中国防疫更加持久有效，更加经得起人心的检验？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大陆亟待用心做好至少以下三点。
第一，给那些被严格防疫政策冲击的企业、民众纾困。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两年多，疫情反反复复的发生，为了防疫，许多地方都采取了封控措施，在此过程中难免会给许多企业和民众的生存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不少企业要么关闭，要么亏损，许多开小店的个体户或司机群体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对于许多人来说，不论是还房贷、车贷和企业经营借款，还是维持家庭每月生活所需的基本费用，都有赖于努力工作，一旦被疫情冲击无法工作，立刻陷入困境，病毒未必会伤害到他们，但还款和生存的压力，有可能把他们逼入绝境。所谓“手停口停”，对于相当数量的没有积蓄的人来说，绝不只是玩笑那么简单。日前，福建省晋江市一位男子通过防疫检查点时谎称外出买菜实为做工，被当地行政拘留5日。这则让人看后心酸的新闻反映了当下许多地方的一些民生困境。
3月29日，综合开发研究院刊发了一篇文章《“暂停键”后，深圳商业企业的纾困之路》，提到深圳按下暂停键那一周零售连锁行业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大面积闭店暂停营业，造成的营收损失，超三成企业一周营收损失过千万，最高超过一亿元；二是持续承担租金、人力、商品损耗等经营的成本费用压力，在暂停经营状态下成本压力进一步凸显；三是超市、农产品供应链等保供应企业所承担的额外增加的为保障供应付出的人工、耗材、物流等费用，增加的费用支出平均超百万元”。
所幸的是，根据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梳理，“近日，深圳从市、区层面都依次发布了抗疫纾困措施，帮助市场主体度过难关”。这是很有必要的，关键在于要落到实处，要精准纾困，帮助那些受损较多、真正困难的企业和民众度过难过，重新恢复信心。毕竟，只有各地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帮助那些困难的企业和民众，严格的防疫政策才会得到理解，才可能团结更多民众，早日达到防疫效果。
第二，在采取防疫封控措施时，除了保持正常的生活物资供应，减少民众买菜难之外，一定要确保新冠之外的病人的正常就医需求，尤其是针对那些有紧急就医需求的患者，应该开辟绿色通道，医院的急诊尽量不要关停。早前西安封城时出现多起悲剧，其中包括孕妇因未能及时住院而流产，心脏病患者因未被及时收治去世。最近，吉林省有一位四岁女童在等待住院期间死亡，上海市有一位护士哮喘发作因未能及时治疗而离世。这类防疫期间的悲剧一再发生，足以警醒各地在决定采取严格防疫措施时，一定要保障新冠之外的病人的正常就医需求。毕竟，不是新冠病人才是病人，新冠病人要救治，那些非新冠病人同样要救治，不能厚此薄彼。防疫的初衷本就是为了治病救人，若由此导致别的病人离世，岂非背离初衷？
第三，中国应该为防疫政策日后的调整、优化做准备，允许一些条件适合的城市先行先试。不论怎么说，中国防疫的最大成绩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中国让绝大多数国民免于被感染，保障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在2020年疫情冲击造成全球经济困境的情况下，中国成为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当然，这背后是无数防疫人员的辛勤付出和多数国民的配合。现如今，中国若想在新的内外形势下让防疫政策更加持久有效，让过去两年多累积的防疫成绩不被蒙上阴影，那就需要未雨绸缪，根据疫情的变化趋势、病毒的变化特征和西方日渐开放的事实，早做打算，探索出一条既不用像西方那样造成大量民众染疫身亡，又能保障人民正常生活，让一切有序回归常态的路径。
目前中国社会虽然已经有很多人不再恐惧疫情，能够认识到病毒毒性的新变化，但由于中国实在太大，人实在太多，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比较大，这就使得依然有非常多的民众容易对于疫情、病毒过度恐惧，每当听闻有疫情发生，便容易慌张。中国许多地方之所以一出现疫情，便容易防疫扩大化，动辄采取接近于半封城的措施，其中一个原因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氛围。这个状况和中国前期对于疫情、病毒危害的过多宣传密不可分。如今在新的内外形势下，中国社会需要考虑在舆论宣传层面有序地引导大众对于疫情、病毒的认识，减少不必要的恐惧。
张文宏医生在3月14的文章中曾建议：“我们要借助此次一定会到来的社会面清零所带来的难得的机遇期与窗口期，准备好更为完备、智慧、可持续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包括：老年人普遍的第三针接种，以及更好的疫苗与疫苗接种策略，可以广泛供给的口服药物，可以负担得起的广泛提供的居家检测试剂，得到有效训练和预演的分级诊疗策略，未来居家隔离的流程，下一次更大规模输入与本土疫情叠加时所需的完整防控体系和充足医疗资源的准备等。前几天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接种了这么多疫苗还不能躺平呢，我说这些准备都没有做好，能躺平吗？”
张文宏这些建议很关键，希望当下中国用好目前严格防疫所换来的宝贵时间窗口，为后续防疫政策的优化，为迟早要来的对世界的开放和人民生活回归常态，早做准备。
在这个过程中，诸如上海这样有条件和意愿进行探索的城市，不妨多给一些耐心和时间。最近由于上海疫情的扩散和眼下采取的划江封控措施，让上海承受相当大的压力，甚至有不少人去攻击过去一年多持续主张“陶瓷店里抓老鼠”防疫模式的张文宏医生。这是不应该的，在中国现实国情下，今次上海的划江封控措施与过去两年“陶瓷店里抓老鼠”的精准防疫并不完全矛盾，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具体采取何种策略取决于疫情形势，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不能因为眼下上海疫情的扩散和划江封控措施，便否定过去两年上海“陶瓷店里抓老鼠”的巨大努力和积极尝试。相信以中国过去两年多防疫经验作为支撑，要不了多久，上海疫情一定能够控制住。届时中国还是应该多给上海一些空间，允许上海在总结反思过去两年防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出发，为防疫政策的优化进行探索、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