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娱圈．二｜柯震东吸毒为开端　禁令渐严只因“贵圈太乱”？

2021年内地娱乐圈震荡不断，坊间对于整治娱乐圈、饭圈（粉丝圈子）看法各异，除批评整治太过“雷厉风行”、“管太多”者，也有不少“娱乐圈早该整治”的支持声。
有业内人士接受《香港01》访问时便指，比起政府“主动介入”规管，内地娱乐圈历次整顿，更像是争议事件引爆负面舆情后，政府透过加强对娱乐圈的管制，来“拴住‘野蛮生长’的娱圈巨兽”及整顿背后的资本乱象，当中亦可一窥“中国式治理”的特点。

娱乐圈三波紧箍咒　始于2014年“劣迹令”

梳理从2001年“赵薇军旗装”事件开始，近20年外界认为遭“封杀”的艺人名单，不难发现内地针对娱乐圈，在2014、2018、2021年共有三波标志性的号令，而三次管制的力道也愈加严格。

禁令的起初是2014年。《中国好声音》爆红选手李代沫，房祖名、柯震东皆因吸毒被拘，演员黄海波也因嫖娼案身败名裂。接连有知名艺人涉黄涉毒，令该年成为内地娱乐圈整治的第一道“紧箍咒”。

该年9月，广电总局发布被外界称为“劣迹令”的通知，宣布这些“劣迹艺人”的演艺事业“必须喊停”，以避免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劣迹令”明确点名吸毒、嫖娼等行为，有关艺人的作品也会受到波及而中断播出，使剧组的心血化成泡影。

当年事业如日中天的黄海波、柯震东，不论是已拍摄完成或拍摄中的影视作品，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而即便历经嫖娼风波五年之久，2019年，黄海波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参演角色仍遭到“AI换脸”；柯震东原定在2014年上映的电影《打喷嚏》则不断延期，六年后也只能在台湾上映，在中国大陆的演艺事业一去不返。

至此，“劣迹令”作为第一道紧箍咒，管束“劣迹艺人”动作之大史无前例，但较今时今日就仍保留许多空间。

2018年《中国有嘻哈》事件：管控全面升级

2017年《中国有嘻哈》爆红，节目中“你有freestyle吗？”、“Skr Skr”等潮语令人印象深刻，但随即有人质疑，来自西方的嘻哈（Hip hop）文化充斥拜金享乐、性及毒品等元素。而随着事态发展争议愈来愈大，更加速官方整治的进程。

事缘2017年底，PG One与女星李小璐爆发婚外情，2018年其歌词被指“教唆青少年吸毒、公开侮辱妇女”，嘻哈文化亦成为箭靶。当时PGone的致歉声明提到，“早期接触嘻哈文化受黑人音乐影响深厚，对核心价值理解偏颇……应提升社会责任感、价值观及公益心，对粉丝也应起到更好的榜样作用。”

2018年，广电总局提出“四个坚决不用”，被外界认为是早前数波“限娱令”的再升级。“四个不用”涵盖法律、政治到道德思想层面——“对党离心离德、品德不高尚”、“低俗、恶俗、媚俗”、“思想境界、格调不高”及“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另外纹身艺人、体现嘻哈文化、“次文化”、“丧文化”的艺人亦“不能用”。

而《中国有嘻哈》自此成了《中国新说唱》。有娱乐业者认为，这是官方藉PG One争议事件之机，一并整治嘻哈文化，抵制嘻哈文化中开放的性生活、拜金享乐、逞凶斗狠等价值观，将嘻哈文化“扫回地下”，尤其不能在管制严格的电视台播放，而体现“正能量”的“说唱”则可以继续存在于娱乐圈。

同年，范冰冰逃税风波爆发，娱乐圈又掀起另一波震荡，封杀风声、“名单”随之传出，“四个坚决不用”再被提起。

从违法违规到个人道德争议，从嘻哈文化到逃税风波，2018年，娱乐圈迎来了第二波的紧箍咒，对于艺人的规范和对娱乐内容的管理力度再次加大，“娱乐圈整顿”成为该年的网民热议话题。

2021年吴亦凡性侵风波：明星、娱乐产业、饭圈整治

2020年和2021年被称为是艺人“翻车”年。接连有内地艺人因绯闻、争议言行犯法而使演艺生涯受创，但话题的最高峰仍是2021年7月以来爆出的吴亦凡性侵风波，而网络流传的“粉丝劫狱说”也让饭圈成为整顿目标，文化娱乐产业背后的“资本”和“流量”成为官方和内地网络环境的“负面词汇”，在“整治”饭圈乱象的文章下面，更时常看到网民赞同当局做法的评论被大量网民赞好而成“热门评论”。

艺人方面，广电总局9月标示出三类艺人坚决不用，包括政治立场不合格、违反法律法规、言行违背公序良俗、“失德失范”的人员坚决不用。一言以蔽之，即在“法律、政治和道德”三个层面，艺人都要自我约束。

节目内容管理方面，广电总局给出的一份负面清单列出四大“坚持”，对于高额片酬、唯流量论和泛娱乐化的现象都给出批评，誓言整顿文化娱乐产业，亦要规范节目“审美”和“粉丝经济”。

而管治饭圈更与网络治理结合。明星的网络影响力和粉丝透过网络集资、有组织的网络“控评”、“出征”、“人肉”，都引发官方加大对娱圈“网络治理”的速度。例如，吴亦凡因性侵风波，微博帐号和“超话”（超级话题）被封禁，超过5000万粉丝一夕归零。曾在事件之初声援吴亦凡的马薇薇、苏芒等意见领袖也被禁言。

截至8月1日晚，微博共因吴亦凡风波关闭108个“错误导向超话”，解散789个违规群组，禁言和永久关闭共990个帐号。除微博，其他平台也“查吴（无）此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体现在，因参观靖国神社卷入风波的张哲瀚，他在内地各社交平台的帐号也一夜消失。

细究这第三道紧箍咒涵盖从艺人约束、娱乐产业到网络治理，它的威力可以从近期的李云迪嫖娼事件窥见。10月21日晚间，李云迪被爆出嫖娼风波，10月22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取消会员资格、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则提到要进行“从业抵制”，而后其微博帐号被禁言15天。

以李云迪嫖娼为例，可以观察到，正在施展的第三道紧箍咒，速度上明显“更急更快”，从官媒发话到行业抵制都只在一日间；范围上也不断扩大，从艺人本身、整个娱乐圈再到网络（如粉丝或声援的名人或KOL）都受到影响。整体而言，规管力度增大是不争的事实。

这也与整个娱乐圈和网络生态快速变化有关。明星的影响力超越国界，粉丝透过社交网络串联的能力大增，因而，在这三波缩紧的过程中，官方对于艺人要承担的“社会责任”逐渐有清晰的要求和规范——何谓“社会责任”，则不免受到官方看法的影响。中国艺人的“社会责任”，既成为艺人混迹娱乐圈的“基本条件”，也成就一项中国演艺圈与外国不同的“社会功能”。

野蛮生长一乱就管　凸显“中国式治理”特点

综合上述的观察，娱乐圈爆发争议事件后，政府收紧管制尺度成为一种惯例。长期关注两岸娱乐圈的资深传媒人商台玉接受《香港01》访问时提到，针对娱乐圈的治理，外界往往以简单的一句“又封杀了”、“又言论管制了”来看待。但是她反而认为，当中凸显的“中国式治理”模式更值得观察。

商台玉提到，文化娱乐产业并非中国政府有意扶植的产业，“它不是有五年十年计划产能要达到多少，政府下令资源配合的产业，它很早就开始，一路从片厂到电视台发展到互联网”。政府的不管不问，让中国的文化娱乐产业难以事事“听命行动”，便也就“野蛮生长”，怎料当政府注意到时，却变成“发展得太快、太过头了”。

202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当年发布的数据，文化相关产业的一年营业收入为98,514亿元（人民币．下同），中国市场调查公司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红人经济商业模式及趋势研究报告》则提到，2020年粉丝经济关联产业市场规模超过4.1万亿元，2023年则预计将超6万亿元。

庞大的市场催生巨大的商机，但同时带来各种乱象。三波紧箍咒伴随着大型明星争议事件而出，在补习班整治、网络治理、游戏时间管制同时进行的情况下，亦引发“政治力”过度干预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声音。

商台玉就此认为，比起外界普遍认为政府“主动”伸手划红线，更多的是娱乐圈这几年爆发太多争议事件，行业生态及资本乱象丛生后，政府才下令规管。

“我觉得我们对中国有一个误区，就是先想好要怎么管”，商台玉指出，现在不论是饭圈整治、网络环境整治、补习班整治都是一样的，是“让所有的产业野蛮生长到一个程度后再来管理”。他又指，近几年艺人“出事”愈来愈多，整个网络因为饭圈文化导致动员力量愈大，都是政府加强相应措施的动因。

中国青年学者、粉丝文化研究专家孙佳山则在接受01专访时认为，不需要带“有色眼镜”去看中国治理。他称这些管治重要的并非打压、封杀艺人，而是规范娱乐圈市场秩序、行业生态乃至相关的金融秩序，“这恰恰是我们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以及具普世性中国经验的重要源头”，反映当局正在摸索出一套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治理方式。

值得一提是，中国透过治理手段“解决”娱乐圈乱象，就此树立对艺人更高的责任要求，但艺人仅仅只是治理的其中一环——商台玉和孙佳山皆提到，健全产业生态和市场秩序，以及针对娱乐圈“资本乱象”的治理，才是这场整治中的关键和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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