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对话马勇：中国要告别的革命不是辛亥

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对当下的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不仅在于中共在10月9日召开最高规格的纪念大会，还在于前不久的台湾国民党主席选举，本属台湾主流意识之外的“异类”参选人张亚中让“两岸统一”的论述在岛内刮起了一股“旋风”。与民进党避谈辛亥革命、甚至淡化“双十”色彩的做法相比，张亚中明确提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思想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而在大陆一边，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9日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再次将辛亥革命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述体系，并直接喊话“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无疑让中共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不止于话语权的争夺，更对今天愈发紧绷的台海现实赋予了明确的指向意义。同时在学术上，中国大陆近些年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一直存在多向度的探索。多维新闻记者近期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就辛亥革命的性质、特点、精神遗产等方面的问题展开对话。本篇为系列专访第三篇（共四篇）。

多维：对于辛亥革命以及民国这一历史阶段，学界有两种声音比较普遍，一个是告别革命论，一个是走出帝制。关于告别革命，1995年李泽厚、刘再覆在《告别革命》一书的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在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您的一些文章里提到，告别革命是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李泽厚所要告别的革命，是近似于法国大革命之类的暴力革命的话，那您指的不可告别的革命又是怎么样的革命？

马勇：我讲的革命是人民的天赋权利，李泽厚讲革命不要再发生是剥夺人民革命的权利，革命是人民的天赋权利，就像吃东西是人民的天赋权利一样。所以革命不能主观上告别它，而应该是在制度安排上避免革命的发生。所以李泽厚讲告别革命，很大意义上来讲，是不要再革命了，这个我是反对的，应该强调革命还是人民的权利，革命和不革命都是我的权利，你压榨我当然要革命了，之前发生的革命基本上也都是因为不平等、不公正才革命。

辛亥革命并不是李泽厚、刘再复所理解的那种剧烈的政治革命。我十几年前就说过，辛亥革命是烈度最低的革命。这里的“革命”主要强调社会性质的变革，而不是与暴力、大规模屠杀等方式产生联系。辛亥革命把中国送进了资产阶级主导的共和体制，让整个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权利实现了分享。尽管后来发生过袁世凯称帝独裁，但不妨碍承认民国是一个宪政架构，何况袁世凯最后失败了，张勋想要重现帝制不也失败了吗。你可以不满意民国的宪政架构，但辛亥革命毫无疑问让中国走上了宪政的轨道。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意义非常深刻的革命，但它不是一次暴力革命，也不是李泽厚讲的需要“告别”的革命。李泽厚说“不要再发生辛亥这样的暴力革命”，其实李先生没有专门研究辛亥，这里的辛亥是他那一代人想象中、重现的“辛亥”，他真正要告别的是天安门事件。李泽厚先生在反思这个事情，认为中国需要避免暴力革命，应该支持渐进的一点一滴的改良。这是好的，我觉得应该把历史和现实分开。

马勇：之前我拿出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解读，很多学者反应不过来。后来慢慢的，或者说几乎同时，法律史学界的学者开始在反思这个事情，或以为我讲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清帝国是把中国的法统传给袁世凯，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虽然这一变革是从革命引发的，但最后并没有走向暴力革命，民国建立政权是在清朝原来的基础上做“加法”，是一种更高级的文明状态，而不是暴力革命那样的“减法”。

多维：关于走出帝制，秦晖在《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一书中，试图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强大的清朝衰落得如此之快，后更在西方的侵略面前灭亡？为什么在1911年清朝灭亡后，尽管民众普遍赞赏西式的宪政，这种制度却没有在中国扎根？对于这样的问题，您怎么看？既然革命是不可能告别的，那是不是走出帝制本身也是不可能的？有学者曾经说过，现在的中国不过是披着现代外衣的帝国，潜台词也是走出帝制是艰难的。

马勇：秦晖教授主要讲的是秦制，他对秦制非常反感。其实历史上，黄宗羲、谭嗣同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就是强制，就是商鞅、李斯建构的那样一种君主专制。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来源于此，要走出帝制，就是走出秦制。

秦晖教授的看法自然有道理，中国历史确实蒙有秦制的阴影。进入近代转型挫折，在很大程度上顽强的秦制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只是回到中国的古典，也就是回到还没有西方近代因素的农业文明，我们也应该承认那时由秦制生发出来的一切制度安排，有弊端，有问题，但也有其可取之处。

最近100多年来，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我认为一些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典史的看法太负面了，并不是历史真相。当然这背后主要来自18世纪之后，西方人对中国看法的调整，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这一波之后，西方对中国古典的看法直接影响了中国对自己的认知与判断，包括不少汉学家后来对中国的解析。

我在很多年前那本《超越革命与改良》中就讨论过，帝制并不是一个与现代化相冲突的制度安排，帝制国家完成立宪改革，君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摆设，这在辛亥后一百多年全球政治上例子很多。换言之，帝制并不是现代化必须割除的一个毒瘤。如果仔细阅读辛亥前十年中国知识界关于帝制存废的讨论，就清楚帝制、共和的差别与意义，就不难体会严复、梁启超，甚至杨度等人思想主旨。

马勇：关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宪政为什么没有在中国扎根，也是过去100年里一个理解性的误差。从历史维度来解读这一过程，民国刚开始确实有权力结构的问题，袁世凯时期还不如原来帝国好，当时复辟也是这个原因，民国不如大清，所以不断动荡，一直到1917年仍然是动荡。不过经过两次复辟帝制，中国的共和制度逐渐走稳了，1917年之后有没有发生颠覆性的运动推翻总统？没有。从1917年到1928年北洋时代结束，这个过程中没有平白无故把总统干掉了，表明共和制度架构在这十几年是稳的，内阁走马灯一样更表明共和制度就是这样。

1927年蒋介石通过暴力手段结束了北洋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个时期他走的是孙中山的三阶段，也即：军政、训政、宪政。孙中山骨子里有一个宪政的蓝图，他说分成三个阶段训练人民，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就按照这三个阶段做。1928年宣布训政纲领，之后紧锣密鼓筹备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制度建设。

然而，形势比人强，国民党一党训政的计划被九一八事变所打断。九一八事变发生，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中国共产党渐渐成为历史的主角，极大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进程。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统治区都开始了自己的宪政运动，这个宪政运动一直走到1946年，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宪法既容纳了西方的宪政内容，又结合了中国的传统。如果历史主义地讨论自己民族的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承认宪政并不是完全失败。

但在1931年，中国既定的轨道上出来一个新道路，这个新道路的标志就是中华苏维埃的成立。这是国共分裂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信仰，特别是那一代共产党人从失败中悟出的一个道理，武装暴力夺取政权，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建立国家，去实践社会主义。这个实践不是马克思（Karl Marx）之前所规范的，在一个发达的社会程度下，来推行社会主义理想。马克思主张在社会经济发展之后，通过政策的调节来增加福利，列宁（Vladimir Lenin）讲可以在贫穷的地方发展，向世界推广社会主义，这种理想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到到今天的共产党领袖，也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共产党相信，自己是一个领导阶级、先进阶级，这和儒家的传统有关，资产阶级承认每一个人都有缺陷，每一个人都需要约束，才能承认宪政的重要。我觉得可能要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宪政在中国有没有扎下根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