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对话马勇：走向共和是偶然　但辛亥革命是必然

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对当下的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不仅在于中共在10月9日召开最高规格的纪念大会，还在于前不久的台湾国民党主席选举，本属台湾主流意识之外的“异类”参选人张亚中让“两岸统一”的论述在岛内刮起了一股“旋风”。相对民进党避谈辛亥革命、甚至淡化“双十”色彩的做法相比，张亚中明确提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思想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而在大陆一边，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9日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再次将辛亥革命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述体系，并直接喊话“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无疑让中共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不止于话语权的争夺，更对今天愈发紧绷的台海现实赋予了明确的指向意义。同时在学术上，中国大陆近些年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一直存在多向度的探索。多维新闻记者近期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就辛亥革命的性质、特点、精神遗产等方面的问题展开对话。本篇为系列专访第一篇（共四篇）。

多维：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在您的书中及文章中，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是，走出帝制、走向共和是历史的偶然，但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该怎样理解这里的偶然和必然？

马勇：在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当时的晚清社会的主流意见非常清晰，认为中国应该走向君主立宪制，不应该继续延续君主专制，同时也要防止共和。那个时候“共和”在世界范围内也不是主流政体，采用共和制的重要国家除了欧洲的法国，主要就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但当时美国的共和架构也不算是很好的，有其内部的问题，何况1900年左右美国在国际上也不算具有主导性地位的国家，那时候还是大英帝国在发挥主导作用，美国真正能够在国际在国际政治上发挥主导作用还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以美国的共和体制也称不上示范性的共和架构。从当时中国国内和国际上两方面来说，中国“走向共和”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但辛亥革命又是一个必然要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因为中国社会想要进行主动性的变革（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制）太难了。我在很多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文章中谈到过，中国的传统体制，或者说中国的古典体制，可以说是相当的好、非常的好，从周朝开始就建立起了农业文明架构，治理卓越，形成了适应农业文明的中华社会。

要理解中国走向共和的“偶然”和辛亥革命发生的“必然”，要从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核心在于农业文明的建立与被打破。

农业文明的建立要首先从商朝说起。商朝之所以叫“商”，因为那就是一个偏重商业的社会，且没有婚姻制度、没有家庭概念，社群组织以母姓为主体，人人都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没姓氏制度，连商王都没有姓。周朝与商朝其实先是在不同的地域当中并行了几百年，等到周朝完全把商朝给吞并了，就建立起了一个农业文明国家。商周之际的变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从原来的混沌状态走向农业文明。

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周朝制定了的血缘宗法制度。周天子之下分封了70多个封国，把周天子的亲戚都分到各个地方上去了。周礼制定了“同姓不婚”的制度，宗法制度由此而来，从此周朝开始有姓氏了，张王李赵等姓氏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

同时随着农业文明、宗法制度的出现，原来在夏朝商朝时由“中央政府”主管的文化事务，所谓儒家道家法家这些东西，“中央”不管了，开始“学在民间”，“官学下移”，《史记》里对此都有记载。周朝在天子层面不管意识形态是因为周朝在政治上“中央-封国”的二层架构比较固化了，名义上周王朝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但是周王朝不管实际事务，70多个封国自己去管，比如鲁国教育做的好，齐国商业发达等等。周朝这样的制度安排给中国找出一个方向，就是中国既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同时又具有政治中心多元化的特征。

马勇：到秦朝完成大一统的帝国时候，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重要的变化“周秦之变”，变的就是把封邦建国的制度取消，采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架构，将原来的70多个封国改成36郡，所有36郡的政策由中央统一发布。这样的制度安排从秦朝开始一直持续了2000多年，到20世纪初才彻底结束（即辛亥革命）。

这两次重要的变革带给中国的制度性安排和相应的政治措施，非常适合中国的农业文明状态。不论是汉代到魏晋的察举制度，还是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中国传统官僚选拔体制选出的官员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在农业文明中，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很亲近，选出的官员都是有文化程度的读书人，特别注意不要扰民，是老子讲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代一代人就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繁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动荡和造反是非常少的，之前在一段时期内的革命叙事把农民起义“推动进步”的意义夸大了，其实不需要什么进步，2000多年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人生苦短”，一生一晃就过去了，你折腾什么？

可以说，在公元1500年之前，中国一直主导着全球的发展，因为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进入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因为大航海开启了全球化的大门，把全球凝聚成一个村庄，这个时候对中国来说不是介入不介入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全球化必然把中国一块儿卷进去，拖着中国走。在这个意义上，16世纪之后中国开始没有自我了，不得不在全球化背景下安排自己。

但在全球化发生之后，中国的直接反应是逐步闭关锁国，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最需要的是不让外面侵扰自身。从这个时候开始，即明朝建立开始，中国不再延续自汉唐以来的自由贸易政策——一直到宋元时期，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境内自由贸易，中国人也可以到外面自由贸易。而明朝之后，变成了中国人可以到别人家那里自由贸易，但外国人不能到中国贸易。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国的制度很优良，不想让你影响我。

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人自身独有的优越感，连外国人也是这么看的。明朝晚期利玛窦（Matteo Ricci）等第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简直都佩服死了。明朝的架构在他们看来，就是古希腊先贤所主张的“哲学家治理”，任何事情都做的井井有条，都可以讲出道理来。比如以县为基本治理单元，只有在科举考试中拿到最高学历——进士出身，才能被任命一个“七品芝麻官”，但上任到具体的县里就属于最高首长了，这批官僚上马能打仗，下马能治国，告老还乡开始著书写文章。中国的皇帝不仅能出考试题，还能批卷子，选拔评定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这是利玛窦们看到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看来是很高明很好的“哲学家治理”体制。在大航海之后的200、300年，中国依然故我，那个时候中国的自我感觉和别人对中国的感觉都差不多，即中国很好，外面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

马勇：这表明在全球化最初启动的时代，中国确实是领先者。但后来发生了中国人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就是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开启的工业革命，导致的是一个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要彻底改变正是中国从周朝以来所建立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讲究的是信誉和声誉，名声坏了就玩不转了。工业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强调的是我不会首先信任你，而是要订立契约，大家答应之后遵照契约去执行。这个东西是中国人几百年来，甚至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完全理解的。在工业文明不可逆转的大潮下，还固守农业文明那一套是不行的。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清朝康雍干时代的经济正处在高点，甚至是中国农业文明社会形成以来经济最好的时期，这么好的状态是哪来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处于巨大顺差状态。在宋元及其之前，中国的自由贸易处于均衡状态，因为外边的贸易进的来，自己的贸易出的去，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进行贸易，赔钱了就跑掉。而明代之后，中国逐渐对贸易进行管制，对外的贸易是自由的，对内的贸易是管制的，这就导致了贸易失衡。所以明朝时才会有倭寇出现，所谓的“倭寇”其实就是走私贸易，管制之下走私有利可图。

贸易的不均衡造成了当时中国的畸形繁荣，白银资本单向流入中国，中国的出口在不断增加，但基本就是茶叶、丝绸、瓷器这老三样，初级的农产品、手工艺品，没有太多技术含量。西方工业社会的建构改变整个社会结构，资产阶级出现，城市生活出现，新阶级、新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新的文化，比如英国人喝下午茶喝出了新的文化。而中国这边并没有接纳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东西，只在享受贸易顺差。

英国工业革命发生20年的时候，英国提出要调整中英贸易失衡的问题。1888年英国派卡斯卡特（Charles Cathcart）使团到中国，但卡斯卡特死在路上了，没谈成。1793年，英国再次派出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还是同样的诉求，即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多设几个通商口岸，其实就是为了让贸易重心前移，向生产地靠拢。比如英国进口最大宗的商品之一茶叶，茶叶的主产地集中在福建省武夷山地区、浙江省、云南省等地，这是自然条件决定的，如果英国能在中国多开几个通商口岸，就地收购能让成本下降，增加贸易量，都是很简单的道理。

马勇：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正是乾隆盛世，使团与清廷在北京、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洽谈都没什么问题的，准确地说是前半程谈的都没有问题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当时处在繁荣时期，对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不了解，或者说也没什么兴趣了解，不知道世界在18世纪末已经发生了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这三大变化。这也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当谈判快结束的时候，中国正是通过与马戛尔尼使团的交流得知了法国大革命，听说了在法国发生了这么一起惨烈的暴力革命，于是中国政府不同意再扩大贸易了，不同意开放更多的口岸，还是回到一口通商。据马戛尔尼使团自己的记载，说如果我们能提前两年到中国，很可能就谈成了。

清廷为什么在谈判最后改变主意？其实和今天的道理是一样的，当你想做出变化、做出改革的时候，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会成为阻碍因素，尤其是知道了法国发生了“颜色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自然就会引起清朝威权君主制的警觉——要是开放了更多通商口岸，共和革命也传进来了怎么办？因此清政府就不谈了。马戛尔尼使团走了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失衡不但没有解决，还在加剧，而中国社会还与当时外部世界的动荡隔断了，“颜色革命”影响不到当时的中国，中国很安静。

23年之后，1816年，英国人又来了，派来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使团，但是中国连理都不理，因为整个欧洲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陷入了持续性动荡，清廷觉得我凭什么还跟你接轨。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失败之后，英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对中国贸易不可持续，没有白银做生意了，急需找到一个替代品，鸦片就出现了。从1816年到1836年，20年的时间，鸦片一进到中国来，中国的白银就倒流出去了，“外汇储备”就没了，实际上鸦片是扮演了硬通货的角色。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鸦片都是硬通货。鸦片是毒品，在经济属性上属于成瘾奢侈品，这个东西流到中国大众面前，把中国的经济体系破坏了。彼时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能不能够改革原来的农业文明架构，事实显然是没有改变，于是就引发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要求打开五个通商口岸，走私贸易没了，中国开始向一个半开放的状态转型，又过了十几年中国北方也开放了，加上长江口岸开放，基本相当于中国的大部分都开放了。

马勇：可即便是五口通商之后到大部分开放，中国的出口仍然在增加，外国的商品仍然进不来（在中国卖不出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农业文明力量太强大，庞大的中国农民阶级没有什么消费需求，我穿土布做的衣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买洋布呢？要知道一直到1970年代，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批准引进化纤产品，中国人才大规模开始穿戴涤纶制品。从工业革命之后的几百年间，西方国家形成工业社会，中国的农业社会则在顽强的支撑着，一直持续到1860年。

1860年之后中国国门打开了很多，开始发展自己的工业，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自强新政，或洋务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三十多年，但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工业化社会，整个庞大的中国社会底层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仅仅是靠国家推动工业生产，设立江南造船厂等，可是所需要的下游产业仍然由政府来提供，相当于政府在主导工业发展，但没有在中国构成一个工业化社会，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结构没有解体，这样的状态从1860年一直持续到1894年。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马关条约》打开了货币管制的环节，即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允许日本臣民自由办商。这相当于打开了中国的金融通道，日本资本进来了，美国资本进来了，中国的资本市场成为一个开放的市场，谁都可以来投资了。这个时候发生一个问题，外国人都可以投资，中国人自己能不能投资呢？于是原来的买办这拨人就转型为产业资本，随着这一转型，中国的资本阶级出现了，原来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被打破，这是从1895年开始出现的重大变化。

到了1900年，重大变化再增加一个，不仅金融对外开放，价值观也趋于同世界一致。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让清政府意识到不能再引导排外，并规定如果谁引导排外就取消该地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1901年之后，中国的排外思潮就没了，等到近20年后发生另外一种形式上的民族主义革命，已经属于全世界民族独立浪潮中的一部分，已经不是排外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1900年之后，中国算是找到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工业发展在中国真正开始了，中国的资本阶级开始在工业社会中生发出来了。工业文明开始出现，中国的城市开始出现，这些东西都是进步的地方。

可为什么又经过10年发展，到了最后还是出现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呢？因为中国的资本家，和英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本家一样，都在壮大后面临权利分享的问题。作为资本阶级来说，我做出来的的产业，我是纳税人，最后我没有发言权，那还怎么干？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遵循的是资本阶级成长起来之后的权利分享运动。

马勇：可以看到，1901年清政府讲的改革的方向，就是君主立宪，约束君主的权利。1905年五大臣出国考察，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走的全是权利分享的路，即把君主的权利边界给约束住，同时设立一个外脑，即议会，来维护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英国当年就是按照良性的状态发展，资本家阶级和国王签约，你的权利在哪，我的权利在哪，最后实现了君主立宪。中国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思路也是这样。《钦定宪法大纲》中第一大条款是君主的权利，第二大条款是人民的义务，就是英国大宪章运动的东西。

为什么（君主立宪）最后又推行不了呢？因为中国在农业文明社会耽搁太久，想要主动推行改革太难。其实1911年的时候，宪政改革日期都公布了，当年5月8日责任政府就宣布成立了，但是大家觉得不理想，因为责任政府事实上还是一个皇族内阁，改革的目标本来就是不分满汉，现在你脑子里还想着皇族。可即便是这样，也并没有什么人出来闹事，真正让改革推动不下去的是议会选举。在当时改革的一揽子计划中，责任政府配有“外脑”议会，君主成为“虚位君主”状态，所有国策交给议会去辩论，日本在1891年设立国会就是这样。但是在1911年宪政改革的最后关头，满洲统治者不干了，其中的逻辑也非常好理解，我们打天下做天下200多年，你们选举一下就可以把我们搞没了。

因此，中国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走到这一步，辛亥革命这样一种大的变动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没办法像英国、日本那样平滑的走向宪政架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标志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到1912年3月清帝退位，清政府的逻辑是既然妥协不了那就退出吧，我宁愿退出也不能接受把我选举下来，更何况段祺瑞等这帮推动中国共和转型的新军人还给皇室开出了退位优待条件。从南方北上的这些“共和党”本意是不忍心对付自己的“老主人”（清帝国是他们的“老主人”），而这份优待条例在事实上导致清帝国的决策者不敢抵抗，不敢强硬谈判，也不甘让权，干脆就退位享受优待，变成一个“万年存在”的小朝廷。清帝国退位并不是清朝结束，大清这个名号、国号都还存在，中华民国是在清帝国当中衍生出来的，只不过清帝国从一个大帝国成为一个小帝国，年号仍然会顺着继任的皇帝编下去。只不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到1925年的时候被打破了，否则一个类似于梵蒂冈的“小清帝国”可以被中华民国一直优待下去。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自身的社会性质，还是清王朝统治者的局限性，辛亥革命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