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对话马勇：为什么辛亥革命超越法国大革命
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对当下的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不仅在于中共在10月9日召开最高规格的纪念大会，还在于前不久的台湾国民党主席选举，本属台湾主流意识之外的“异类”参选人张亚中让“两岸统一”的论述在岛内刮起了一股“旋风”。与民进党避谈辛亥革命、甚至淡化“双十”色彩的做法相比，张亚中明确提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思想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而在大陆一边，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9日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再次将辛亥革命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述体系，并直接喊话“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无疑让中共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不止于话语权的争夺，更对今天愈发紧绷的台海现实赋予了明确的指向意义。同时在学术上，中国大陆近些年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一直存在多向度的探索。多维新闻记者近期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就辛亥革命的性质、特点、精神遗产等方面的问题展开对话。本篇为系列专访第二篇（共四篇）。
多维：辛亥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怎样的革命？有不少中共党史专家认为，辛亥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反满革命，而不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
马勇：辛亥革命被说成是反满的革命是革命党鼓吹出来的。我专门研究过这段历史，其实中国社会的满汉心结到了清朝成立20年之后，基本上就没了。等到清帝国最后的十几年，又突然出现了，就是因为革命党人的鼓吹。甲午战争爆发后，孙中山是清代中期以后第一个产生反满意识的革命领袖。你去读他的兴中会宣言，他在里面讲满洲人不行，满洲人不可能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到了1905年以后，孙中山在国际上的讲话也是这样，号召欧洲人你们应该帮助我们推翻满洲帝国，如果你们帮助我们推翻满清，我们可以大规模的引入你们的投资，我们可以引进你们的技术人员，这都是孙中山讲的。
革命党人主张的共和，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占主流，所以鼓吹排满主要是为了同宪政改革派竞争，毕竟当时满族统治者中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支持宪政改革。清朝的官僚体系一直是满汉双轨制，到了清末，汉官规模要更大，且所处的层级已经很高了，满汉的意识已经不是很强烈了。
革命党很快也遇到了现实问题：大清帝国把整个领土、主权移交给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国土面积1400万平方公里，是明朝领土的4倍。清朝统治的200多年里中国的国土增值了4倍，这个时候继续鼓吹排满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中国人的智慧：1912年，革命党的话语已经转型为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不仅不排满，还承认满人的领导地位。这一下就把原来大清帝国架构下的所有臣民团结为一个族群，中华民国多族融合的架构也就此出现。
当然必须要承认，清帝国最后20年的排满思潮仍然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包括一些革命党的信徒，后来冯玉祥一定要把溥仪赶出皇宫（紫禁城）就是这个原因。
多维：您曾多次公开表示，辛亥革命超越法国大革命，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什么会把辛亥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比来看？
马勇：法国大革命就是历史的必然，资产阶级成长起来以后一定伴随着分权运动，法国国王不想分权，就导致了法国发生暴力革命。英国国王面对资产阶级说“我签字”，英国王室就得以保留。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中国把可能存在的“分权的冲动”压制了100多年，一直竭力避免出现法国那样的暴力革命。直到晚清最后十几年的政治改革，中国人心目中想的仍然是避免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发生，革命不是中国的选项。
多维：孙中山当时显然并不这么想。
马勇：他是属于当时中国的少数派，流亡在国外的革命党人其实规模很小，到最后大概几百人都不到。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到1908年，大部分在海外流亡的没有刑事案底革命党人都回来了，参与到清帝国的宪政改革之中。只有孙中山、黄兴等人没法回来，因为他们有暴力革命的案底。包括宋教仁当时都已经跟清政府的沟通好了，清政府请他回外务部上班，给一个司长的职级。但其他回不来的革命党威胁他说，你要是回去就把你干掉，这才导致宋教仁没回国，我曾写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
马勇：到那个时候为止，革命党的力量呈现出越来越小的趋势，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时候，革命其实已经濒临“收摊”的状态，因为宪政改革的日程表出来了，5月8日宣布成立临时责任政府，接下来就是召集开国会，制定宪法，选举下届政府。为什么这个时候孙中山、黄兴等要组织一次黄花岗起义呢？因为他们是有信誉的人，经过了十几年向海外华侨募资，累计拿了那么多钱，一次像样的革命行动都没有，有点说不过去了。
事实上，革命党人组织的所有起义都有点类似于“代理人战争”，一般的模式是从海外弄到一些钱，交给地方帮会，比如“你把衙门炸了，我给你50万”。而且大部分起义并不在中国大陆的核心区域，都是在“外围”，主要是制造一种影响。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党的意义在哪？就是给清政府形成一个外部压力。慈禧太后就对革命党“扔炸弹”很害怕，也很烦，因此后来的预备立宪中有一句话，立宪有利于消灭革命，背后的潜台词是，你们这些人不要扔炸弹了，带着你们的理想、主张到议会上去辩论吧。
至于到后来，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还是避免了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惨剧。法国大革命让法国陷入170多年的动荡，而且影响了整个欧洲的稳定。而在辛亥革命中，新军是主导变革的主体。新军不是革命党，而是清政府自己培养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新军人。如果很多中国人过去不理解“新军人”这个词，就看看最近这20年，全球发生政治变化的版图差不多都是新军人主导的，比如阿尔及利亚、埃及的新军人，都接受过西方文明的薰染，知道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政治变革中，既有效的控制住政权，也很清楚的知道要朝着宪政架构的方向走。
清帝国在结束统治的时候，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军人，以及各省的新军，都是清政府最后几年培养的新式军事力量。这批清政府培养的新军，本来计划要和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再打一次的，结果没来得及干掉日本军队，把自己的主子给干掉了。
当然，避免革命带来的动荡并不是历史发展的主观目标，但在实际过程中，中国确实是避免了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局面。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国是非常认同的，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时全世界的共和国数量还处于个位数，而且中国面积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能平稳过渡到共和国，当时全世界都为中国欢呼。清帝国退位之后，满洲皇室被当成“上国”来供养，1913年隆裕太后去世，中华民国以“上国”的规格为她办了丧事，几乎所有的高层政治领导人都给她写挽联，给予她“女中尧舜”的赞美。隆裕太后享受的待遇，让全世界都感叹中国的文明底蕴，革命党与被革命的对象之间和解了，一笑泯恩仇。包括孙中山1913年来到北京，还专程到紫禁城里去看望满洲领袖。
马勇：还原1911年的中国，不由得让人感叹中华民族真是很伟大的一个民族。辛亥革命呈现出的历史场景，不仅是对世界文明的吸纳，更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新的贡献。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几次善待过旧朝的君主？没有啊，（辛亥革命）这个贡献很大。如果不是1925年把皇室给驱逐出去的话，今天紫禁城里可能依然住着一群贵族，甚至有可能像英国皇室和日本皇室那样成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标杆与时尚风向。
1911年武昌起义发动之后中国有没有出现残杀的事情？有，但我竭力避免强调这本来就很小的一部分，并不是社会主流。揭露这些内容在学术伦理上是不道德的，也没有什么必要，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惨剧发生。1911年最具代表性的典型故事，叫光复，比如从上海来的革命党光复了江苏，“光复”其实就是革命，但光复意味着没有发生军事破坏，可没有破坏又怎么能叫革命呢？于是革命党用竹竿把江苏巡抚衙门房顶上的瓦片打掉几片，算是“革命”过了。而从前的“巡抚大人”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省长。基本上当时全中国的光复都是这么进行的，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发生过？没有。
从这个角度去描述辛亥革命的历史场景，会凸显出一种“温馨”，“温馨”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温和的方式完成，法国大革命很惨烈，美国的独立革命主要是通过谈判妥协，也没有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中国的辛亥革命也很了不起，革命党和清政府在最后时刻很快达成妥协，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这是历史阳光的一面，是我们这个民族值得张扬与应该传承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多维：对于孙中山其人，过去这么多年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仍在被各方再利用，北京主导了孙中山的话语，国民党方面提倡孙中山精神的张亚中无法赢过倡议维持现状的朱立伦，而民进党方面为了跟北京比拼，也擡出了孙中山，却在“去中国化”方面难以自圆其说，辛亥革命110周年可能比以往都更面临着国家统一的难题。您怎么理解孙中山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象征符号和意义？
马勇：我在《中国复兴枢纽》这部书里写过这个内容，抗战时期争夺三民主义解释的合法性，共产党重建其合法性。共产党认为，自己才是孙中山真正的继承人，蒋介石是假的，你是冒名的假儿子，我是真儿子。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这么讲，抗战结束的时候，1945年有一个内部讲话，讲的非常直接，到了1990年代毛泽东诞辰周年纪念日时发表过这个讲话，说的也是抗战时期如何接过孙中山的旗帜反对国民党，进而打倒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