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边疆问题专家吴启讷：经济才是新疆的真正核心议题

当新疆成为国际媒体聚焦的中心，当新疆议题成为中西角力的主战场，人们不免疑惑：为什么是新疆？真实的新疆究竟是怎样的？拨开喧嚣舆论的迷雾，背后的核心与本质又是什么？
《多维新闻》就此专访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启讷，吴启讷长期关注中国边疆问题，并30多次前往新疆调研走访。访问内容经编辑后于《香港01》转载。

记者：从“再教育营”风波到抵制新疆棉花，新疆一再成为中西舆论战和政治冲突的中心。很多人也很疑惑，为什么是新疆？您一直从事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也多次去过新疆调研走访，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您怎么回答“为什么是新疆”这个问题？

吴启讷：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新疆的宗教议题。首先是传统面向，新疆现在看上去是一个伊斯兰化的区域，可是新疆的伊斯兰化在七世纪以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特征是高度世俗化。也就是说在阿拉伯人看来，那里的伊斯兰似乎没有那么正宗，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世俗化因素。

信仰伊斯兰教最主要的族群——维吾尔人，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更多的传统不是伊斯兰的，而是维吾尔的，比如说他们有很多萨满的传统，还有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男女的交往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他们穿衣也都是花花绿绿的，这与伊斯兰对于服装的规范是不同的。还有新疆的离婚率，从清朝到现在，从近代来看是非常高的。在日常生活里还有一些现象听起来也是不太符合伊斯兰教规的，比如说维吾尔的男性依照教规是不能饮酒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喝酒也并不少见，当然近年来在年轻人当中逐渐减少。

我们把这些现象放到清朝到毛时代的这段时间里，新疆的伊斯兰宗教本身是不是和中国以汉人社会为主的社会发生过根本性冲突？在我看来，真正因为宗教原因发生冲突的例子并不多见，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原型民族主义之间和现代民族主义之间，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新疆突厥语族穆斯林的原型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设想是跟整个中国的国族主义──中华民族主义的目标对立，突厥语穆斯林和汉人乃至整个中国的民族利益也是冲突的。不过民族主义在新疆发展的结果却是走向了与突厥语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原来设想的不同方向，原因是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民众，它的主要部分就是后来所称的维吾尔人，逐渐发现他们的利益和整个中国的利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冲突，甚至在大部分的情形下是一致的。

回到新疆，和中华民族主义对立的维吾尔族民族主义，他们的参与者最后都发现了一个相同的结果，也因为这相同的结果，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所谓东突厥斯坦独立建国这个政治运动，在新疆受到的支持并不那么强烈。其实在今天的新疆，抱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情感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所诉求的目标还是要保存民族文化，包括伊斯兰，也包括维吾尔传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适应并且生存，能够和中国的所有族群取得一个共同发展的机会和地位，这是他们的诉求。

记者：说到底，不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人们对经济民生和美好生活的诉求才是根本，而且这也具有普遍性、普适性，却往往被政治口号和民族议题所淹没。

吴启讷：由此就讲到第三个话题——经济。新疆真正核心的议题其实在于经济，我们在麦金德有关于地缘政治的论述里面可以看出新疆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它位于世界岛的核心，在麦金德看来，谁控制了世界岛的中心，谁就控制了世界。但在现实里面，新疆自己人感受到的是否是这样一种情形呢？实际上他们感受不到，对他们来说，现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生存和生活质量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新疆的面积非常大，有16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5个台湾。在这样大的面积里，今天新疆的人口只有2,000多万，比台湾还要略少一点，可耕地面积只有36,000平方公里，这些可耕地非常分散，分散在新疆的边缘。新疆的核心地区是由两个大的沙漠组成的，这些边缘的绿洲的生态是依靠雪山的融水来灌溉的，生态非常脆弱。在这里面，新疆不管是农业的发展还是后来工业的发展，都受到了自然环境的重大限制，如果新疆要发展自己独立的农业、工业和产业链，在现实当中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可能。

新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在195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整个建设里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铁路建设，铁路是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修的，到了1960年代初修通。我们知道，兰新铁路后来还继续延伸，已经贯通南疆、北疆，连接中国和前苏联中亚地区，这样等于继续延展到欧亚大陆西部和整个欧洲。铁路的修通，是新疆经济发展有了真正动力的关键。也因为有铁路的修通，我们才看到新疆的传统农业逐渐发展到以棉花种植和西红柿种植这样大规模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然后由农业再扩展出纺织业和蕃茄酱加工的大产业链。而且这个产业链是新疆今天能够摆脱贫困状态进入小康状态的一个核心内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新疆和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脱节，那必然会中断自身发展，也就是说这些棉花种出来没有地方可以卖，西红柿也只能烂地里，没有办法进一步加工，葡萄和哈密瓜市场的扩展，也只能自给自足，没有办法真正产生经济规模，也就是说它跟中国的国家整合、经济整合进程连在一起了。所以中国的国族整合、经济整合有利于促进维吾尔和其他突厥语穆斯林的福祉，这个核心内容当然还是突厥语穆斯林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记者：您提到“现代与传统交织”的问题，现在中国国家战略的总体方向就是现代化，也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在少数民族不少人看来，似乎现代化本身意味着对民族传统的侵蚀，现代化步伐越快，传统被侵蚀的也越快，这一矛盾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内蒙古教材风波中。

吴启讷：当代新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里面的核心问题还是由全球化所带来的议题。传统新疆所面临的问题和西方所面临的伊斯兰议题并不一样，可是当代新疆所面临的社会议题和西方所面临的伊斯兰议题完全相同，就是由全球化带来的对于伊斯兰社区的一种排挤效应，这种排挤效应从历史角度看。我们知道伊斯兰改革运动从十七世纪就已经发端，但是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为止，伊斯兰的改革运动一直都没有那么成功，所以在整个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全球的伊斯兰社会都不同程度的成为受害者，他们在全球化里面被边缘化了。

具体放到新疆，这种边缘性呈现三个层面：第一，在中国还没有进入市场化、全球化过程的时候，维吾尔和其他突厥语穆斯林社区受到实行公有制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这个保障包括对少数族群的特殊照顾，包括参政权、经济权益，具体来说还有生育、教育、住房、考取公务员、拔擢等这些方面的权益，少数族群都是受到保障的。

可是当市场化和全球化到来之后，伴随着私人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比例大幅增加，在新疆一些私人企业的企业家，比较喜欢雇佣汉人劳工，因为不管是在语言应用方面还是技术训练方面，还有老板所认知的所谓工作伦理方面，觉得汉人劳工和他比较接近，这样就使得突厥语穆斯林劳工的工作机会相对缩小。尽管在公部门还是很有保障，但社会变迁后，公部门恐怕就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少数族群的需求了。

第二，因为新疆突厥语穆斯林作为中国公民，他们也很希望和其他中国公民一样得到发展机会。中国的经济是从哪里发展起来的？

东南沿海。所以过去30多年来，新疆有各族的民众，其中主要的还是维吾尔民众，他们非常希望得到机会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去工作，或者从事其他的商业活动。但是他们从事这种活动就需要前所未有的去和汉人接触，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语言、文化、教育训练、习俗等冲突，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对于汉人社区来说，他们也是没有见过从新疆来的讲的不同语言、长相也有点差异的少数族群，于是冲突就出现了。这个冲突其实也就加剧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误解，误解上升到宗教主义、民族主义，乃至于分离主义这些层面的倾向，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