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六|法学家秦前红:中国缺乏温和理性的公共舆论空间

撰文: 邓峰 吴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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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武汉封城日记,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想必会是作家方方的日记。但其实在武汉封城期间,常年生活在武汉的知名法学家秦前红教授同样也有写下封城日记,并一度在知识界竞相传阅,只不过后来因为有领导善意劝奉,才未有继续更新发布。
12月9日,我们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专访了秦前红。从和他的交流中可看出,这位身兼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的教授,认为应在中国现实和既有政治秩序上,循序渐进改革。他对于中国疫情防控有着法律层面的思考。

本篇采访是《香港01》【重返武汉】系列的一部分。全系列共15篇,此为第六篇。

武汉,一位复诊的市民。(资料图片)

01:病毒来源或犹未可下定论,但疫情起初爆发于中国,各方因此也对中国有很多批评。但当疫情进入下半场,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蔓延爆发的时候,批评声音很快被吞没,反思的声音也淡去了。

秦前红:从我个人来讲,疫情当然是一个值得去讨论,甚至要去高度重视和认真反思的话题。但现在社会有一种氛围,哪怕是善意的批评,都不太被允许,以至于疫情反思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延展性的、开放性的可以深度讨论的话题。

为了一个方方,同学撕裂、恋人撕裂、家庭撕裂,到处都是互怼。当然,其它的国家也有很极化很撕裂的现象,但从理想状态来看,对于一个重大公共话题,若能有一种温和理性的讨论,既是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又是一个启蒙的过程,是可以帮助我们社会进步,完善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国社会缺乏这样的公共讨论。

还有一个国际环境要注意,现在许多中国人觉得一把“剑”悬在头上,国外不断地要索赔和追责,担心我们内部的不同意见会授人以柄。暂且不论追责之说根本难以成立,知识分子哪有那么大力量?方方日记怎么可能成为法庭证据?估计要等到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才能有比较全面、客观和有深度的反思,现在是做不到这点。

入境者在进行检测。(资料图片)

01:之前方方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认为,现在做的一些反思只能留给后人看了,于当下没有多少意义。

秦前红:她话讲得有道理,所有的反思都是面对未来,人类就是这样,你不能老是在一个地方重复跌倒,你要吃一堑长一智,我们的反思,方方的反思也好,都是希望我们未来会表现得更好。

01:既然谈到方方,你怎么看方方日记?

秦前红:个别表达确有需要商榷之处,但她的整个日记没有太大问题,她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个性化的表达,在疫情肆虐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大多比较焦虑,而大多主流媒体报道的信息都和我们的经验性判断不相符合,我们处于一种封闭而又焦虑的状态下,方方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的情绪得到舒缓。

方方日记从舆论生态上讲,是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几乎在我的圈子里面都是一片称赞,大家每天都在等着看方方日记更新。到了后面,由于中国很多人受到某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要说政府的坏话,不要拆政府的台,再加上当时西方追责声音兴起,导致社会充满戾气,没办法建立一种理性和宽容的精神,故对方方日记的评价开始撕裂。可能若干年后,天地沧桑,情况会变得不一样。

武汉疫情一周年,01记者赴武汉采访中国知名法学家秦前红教授。

01:我们有注意到,疫情有冲击到中国自由派的认知。我们有和一位青年自由派学者交流,他说前期中国疫情爆发时,大家群情激愤,他也在频繁发声批评当局,但等到西方疫情大爆发,各种糟糕应对暴露无遗,他基本上不怎么说话了。
不仅如此,他这种变化同样表现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社运上。他说修例风波前期,他是特别支持那些示威者的,觉得他们是在争取自由、民主。后来演变成暴力攻击,让他慢慢沉默下去。
这两个事情都冲击着中国自由派人士。对此你怎么看?

秦前红:放在近代以来的大背景下看,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直都比较多舛。自由主义太过理想化,自由派可能是书呆子,不接地气,他们用一套过于理想的范式解释和丈量社会现实,遭遇痛苦甚至有一种幻灭,其实是可以想象的。

但一个社会是需要有自由主义,自由派的贡献在于至少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关于自由的理想。

01: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的一个讲话,他引用习近平话说中国陆续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一直没解决“挨骂”的问题。比如防疫,以成果论来说,中国疫情防控其实做得很不错,现在我们都能来到武汉和你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可国际社会一直有各种骂声。
对此,你怎么看?中国故事为什么一直讲不好?

秦前红:后发的国家挨骂几乎是必然的,你看美国的崛起过程中也曾经是挨骂的,区别只是骂的程度、骂的内容方式可能有区别。

今天中国被骂,一个原因是因为后发国家,你和人家有许多不一样,以完全不同的一种文明形态在不断强势崛起,难免会引发人家的误解和抵触。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宣传做得不好,你看我们外宣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力,包括在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播放宣传片,但不是一种西方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西方人觉得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出,效果适得其反。

我们应该去思考,怎么用西方人相对容易接受的方式,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地宣传中国,讲好中国故事。要做到这一点,外宣体系需进行一些反思和检讨。

《香港01》【重返武汉】系列共由15篇组成,本文为第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