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三｜法学家秦前红：封城是猛药　中国需制定紧急状态法

谈起武汉封城日记，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想必会是作家方方的日记。但其实在武汉封城期间，常年生活在武汉的知名法学家秦前红教授同样也有写下封城日记，并一度在知识界竞相传阅，只不过后来因为有领导善意劝奉，才未有继续更新发布。
12月9日，我们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专访了秦前红。从和他的交流中可看出，这位身兼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的教授，认为应在中国现实和既有政治秩序上，循序渐进改革。他对于中国疫情防控有着法律层面的思考。

本篇采访是《香港01》【重返武汉】系列的一部分。全系列共15篇，此为第三篇。

中国疫情防控总体表现算不错

01：你在疫情期间写的日记中，提到中国应对疫情时所出现的问题和需要反思的地方。当时正值疫情肆虐最严重的时候，大家都不可避免受到情绪的影响。
现在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放在疫情一周年的今天来看，中国疫情早已得到控制。结合2003年SARS的教训，你觉得现在我们再去看今次疫情，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秦前红：当时是一个在现场的感觉，现在都过去很久了，从时间的意义上讲，虽只是今年的事情，但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已是一个很远的过去。

要说反思，肯定还是有不少地方。比如说，在制度层面，如何让应急反应机制更快速有效；在医疗资源的储备层面，今后是不是可以更充足一些，因为当时疫情所暴露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甚至是一个临近崩溃的状态，发生了医疗挤兑，造成了恐慌，进而对大众心理的刺激和社会稳定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01：你说到制度的问题，其实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中共有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次疫情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怎么看中国在这次“大考”当中的表现？你可以结合中国过去的表现和今天国际社会的表现，进行一些比较。

秦前红：从比较的意义来看，有两种比较，一种是我们自己和自己比较，比如说跟SARS时的应对比较，另一种是和现在国外尤其是欧美比较糟糕的疫情防控进行对比。我觉得中国人比较统一的看法是，中国疫情防控至少是不错的甚至是良好的。我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要与社会保持一种距离，我也会觉得尽管疫情防控初期很多地方充满混乱和惊慌失措，医疗物资储备不足，但总体表现算是不错的。

中国需要制定紧急状态法

01：你在2月2日的日记中提到紧急状态和平常状态的不同，认为紧急状态组织架构是对常态组织架构的扬弃甚至另起炉灶。
我们前段时间采访了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他也提到同样的问题，认为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证明应急动员机制、战时机制确实有效，有非常独特的优势和优越性，但是在疫情控制之后，需要尽快走出这种应急状态，回到日常的经济发展和建设状态。
对此你怎么看？

秦前红：紧急状态和平常状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指挥架构，我们平常的指挥架构有一套党政系统，包括党委、人大、行政部门、法院、检察院，它们在一个正常秩序之下各自去发挥职能，各自要保持一种法律意义上的配合，或者说相互监督和协作的关系。但是到了一个紧急状态下，若还是让各个机关按照平常议事方式开会，去充分的讨论，再有一个表决，那就效率太慢，不太适合。紧急状态之下，所有的问题都是要对焦的，任务相对单一，指挥号令中心的权威需要相应的集中。就拿疫情防控来说，最主要任务是迅速控制疫情，有些看起来不那么紧迫或者重要的一些职能是可以让它暂时停摆，以便于政府能够集中精力应对最紧迫的防疫。

01：你在日记中说，紧急状态法治理论将成为未来几年学术的一个热点。

秦前红：对。现在诸如医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建言献策，给有关部门写报吿。官方也在推动这些工作。人本来就是个学习动物，人要不善于学习不善于总结，就不能称之为高级动物。

01：你在2月15号的日记中连续提到好几个问题：学界诸多同仁坚持不懈地究问“书面训诫” 的性质，中国是否可以建立 “吹哨人” 制度？为什么没有宣布紧急状态或者戒严状态？在疫情一周年的今天，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秦前红：书面训诫现在在学理上还有不同的认知，有人认为是行政处罚，有人认为就是个行政强制措施，还有人认为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带有人治色彩的处置措施。

建立吹哨人的制度，学者们也是这么呼吁。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尽管我们政府有一套系统触摸社会，去了解或掌握社会状况，但还是不够的，有时可能会失效，还是应该考虑建立吹哨人制度，有一套规范的预警系统，能够在遇到事情时把信息发出来，然后政府和大众能够据此去做一些必要的及时的反应，这有什么不好呢？

紧急状态和戒严状态，这个要且行且观察，看看我们从这次疫情里面有什么样的反思。我是宪法学者，坚持应该根据宪法启动紧急状态，但后来官方采取的是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的方式。我现在一样还是觉得要有个紧急状态法，既是为了落实宪法，实施宪法的需要，又可以融通相关不同法，避免法和法之间打架。

立法限制野生动物交易有点过快

01：你在2月15号的日记中有写到说，在疫情尚是扑朔迷离，诸事纷扰，国家深改委会议竟然提出了“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也写到生物安全法涉及科学伦理、科学自治、政府职守、公民道德、社会监督等系列制度安排，关涉政治与科学的分际、法律与职业道德的边界，是一个高难度的立法议题。你用了“竟然提出”，好像这个法律尽快出台的背后，你有一些担忧？

秦前红：我当时觉得节奏太快，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病毒的来源，现在这个病毒的来源也是众说纷纭。当时我们做的假定都是让野生动物背锅的，出台了法规，对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作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研究清楚，立法节奏有点过快。那些以此为生的农户或养殖户，因为这样一部法规就立刻陷入困境。

01：到了今天，你是否还觉得这个立法有点太快？

秦前红：是有点快，那么快立法等于承认了病毒源自野生动物，比如说是蝙蝠，那不就是吿诉别人病毒可能在中国先出现？可我们后来也明白，病毒未必源自中国，武汉是疫情集中爆发的首发地，但首发地并不等于病毒一定是从武汉产生的。我们当初通过立法承认病毒源自野生动物，潜藏含义是病毒可能先在中国出现，现在又开始说病毒未必起源于中国，这样岂不陷入到自辩无力的尴尬之中？尤其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西方国家集中“吐口水”，当时我们那样做有可能授人以柄。

《香港01》【重返武汉】系列共由15篇组成，本文为第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