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供销社：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化石”的复生

中国当代作家野夫有一部作品《1980年代的爱情》，讲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个互有好感的青年男女在爱情与命运间艰难选择的故事。故事的背景设置在湖北西部山区乡镇一家日益没落的供销社商店里，男主人公被分配到农村工作自觉怀才不遇而常来供销社上打酒，因而与在此工作、时常拿着鸡毛掸子掸灰的女同学重燃爱情。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商店可以说“垄断”了人们的开门七件事，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记忆，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私营经济形式的活跃，逐渐失去了人们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国供销社基层网点以每年10万个的速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有的只能以变卖资产、改制和收租维持。

不过，供销社并没有彻底消失。今年9月底，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据披露，在过去八年间，供销社已经悄无声息地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乡镇基层供销社覆盖率从2012年的56%提高到目前的基本全覆盖。如今，供销社已获得中共高层的背书，被认定为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不过，也有声音怀疑，它壮大的背后是否又是一场公有制经济复活的政治运动。

退场与复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中共的理论信条，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对公有制经济（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执着坚持，以及对私营经济的排斥。

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供销社（确切地说应该是供销合作社）便成为中共在建党以后乃至建政以后排斥私营经济而发展公有制经济所推行的经济形式，主要特征便是成员之间互助合作，否认一切资本剥削形式。

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吿》中提到，“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事实上，中共在发展“根据地经济”时将目光转向当时中国的广大农村，为了生存和发展一直在尝试农村合作制经济。1949年建政后不久，中共便成立了专门的中央机构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主管全国合作事业，尔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成立取代其角色。

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合作制经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期间得以快速成长，并与国营商业共同“垄断”了所有生产生活数据的“统购统销”，甚至数度与国营商业合并。

合作制经济固然在当时物资匮乏的背景下发挥了作用，但是它并不以经济收益为重，只是严格地按照“计划”调配各种生产生活资源，一旦市场经济的大门随着改革开放而打开，掌握“计划外”资源的各种私营经济逐渐成长壮大，它必然失去自己原初的“垄断”特权。

2018年中国媒体《新华每日电讯》刊载了《供销社“沉浮录”》一文。文章称，由于“一个口”管着几亿农民的买与卖几十年，供销社运行效率低下、特权思想蔓延、收购时压级压价、卖货时态度冷漠、大量商品库存积压……僵化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报道披露，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由于与商业部合并，中华全国供销合作仅保留了理事会，由省以下独立运作。它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新位置，但是到九十年代初，大部分基层供销社已经名存实亡，门面破败、商品匮乏、质次价高，逐渐失去地位后的供销社只能通过改制，甚至变卖资产收取租金来维持运转。数据显示，1992年至1998年，中国全国供销社基层网点每年缩减10万个，从最初100万个以上，缩减至40多万个……与之相对，则是各种集贸市场、便利店、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

不过，供销合作社并没有“死亡”。

在2020年9月24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喻红秋披露，五年来，全系统累计改造新建基层社7,515家，总数达3.2万家，基本实现涉农乡镇全覆盖。而在两年前，时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王侠则透露，五年来，中国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１万多家，总数超过３万家，乡镇覆盖率从2012年的56%提高到2018年的95%。

从全国供销系统的经济体量上看，2012年全国供销社系统销售总额为2.5万亿元人民币，到2017年增长到5.4万亿元，年均增长15.7%。2019年全国供销社系统销售总额出现大幅下滑，降至4.6万亿元，但体量仍然相当惊人，当年农业生产资料类销售额7,872.3亿元，农产品类销售额18,580.8亿元，消费品类零售额15,884.5亿元，再生资源类销售额2,318亿元。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陷入生死存亡之际，全国供销合作社因为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在组织体系和经济体量上实现了触底反弹。当时，中国官方全面恢复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建制，对其进行改革。

在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中，北京警吿称，“如果不尽快改变，供销合作社就会脱离广大农民群众，性质就会改变，功能就会萎缩，组织就会消亡”，该文件否定各地将供销合作社集体财产“量化到人”或者搞股份合作制的做法。

此后，合作社集体财产私有化被叫停，其业务范围扩大至三农服务，成为中共推动农村改革的重要依靠。目前，全国供销合作系统业务不仅覆盖了粮食、棉花、化肥、农药、种子等物资的流通，掌握中国最大的涉农流通“巨无霸”企业中国供销集团，还承担支持扶贫攻坚、乡村改造等任务。

诚然，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烙印的供销合作社恢复了活跃度，但依旧会被质疑效率低下，甚至有扶植公有制、排斥私营经济的嫌疑，尽管中共当下恐怕绝对不会削弱这支力量。不独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共现任最高领导层也频繁背书，甚至高度肯定其为巩固中共在农村执政基础、推行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力量。从历史望向现实，农村既是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夺取政权所依托的最大后盾，也理应是通过推动农业现代化成为习近平时代强国蓝图中的关键一环。毕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来说，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

此外，从经济理论的规律看，经济领域的合作化运动早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大发展的背景下在欧美兴起，被视为对抗资本力量的经济形式，这一理论在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拥有广泛信徒，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今天，资本的力量的确需要合作制经济形式来求得平衡。这在中共看来，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理由否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