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病逝】盖棺定论李登辉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周四（30日）晚间病逝，享年98岁。

李登辉，何许人也？至少华人社会不会有人不认识他。有人肯定他推动台湾民主化的贡献、夸誉“民主先生”；有人认为他在民主包装下走私台独、黑金与民粹等私货，戮力致使国民党本土化，却把国民党推向一败涂地，“台独教父”骂名不绝于耳；有人评价其多面嬗变、断定他权谋；甚至也有人会多问上一句“他是日本人吗？”

复杂的人格、多面无解的政治人生，成了李登辉离世之后，各界急于给予评论的材料，好备上各种不同的标签缅怀，然而众口不能铄金，问题的核心只有一个：他是什么人？

没有原则的价值追求

不容否认的，不论喜不喜欢李登辉这个人，他的离世确实如国民党在李登辉逝世当晚所发表的评价：“走完97年传奇的一生，台湾历史也翻过一页”。但这一页之于台湾，却浪疾风高。

李登辉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被一些人奉为“民主先生”，其自称不流血、不敲破玻璃的“宁静革命”，来自于“蒋经国学校”的治理学，但事实上，更多是来自于李登辉自我练就的“政治腹黑学”。

出身于“吹台青”、于蒋经国病殁后临危受命接替总统大位的李登辉，终其一生摆脱不了权谋与善于权斗的标记。在党国依旧森严、充满省籍隔阂的年代，台籍的李登辉在国民党内存在相当多的政敌，“民主先生”之名，当是彼时权力结构带给李登辉意外的收获，而非李登辉从个人价值上的溯源。若非美国外力施压台湾，若非蒋经国率先于1987年宣布台湾解严，放宽了台湾政府对社会的各种控制，构成了台湾民主化的先设条件，其后的李登辉“何其有幸”？蒋经国逝世后国民党内掀起“二月政争”，由李登辉为首、本省人为主的“主流派”，以及外省人为主的“非主流派”，双方政治角力在1990年2月以后逐渐白热化，该次政争也影响到后来国民党的分裂。结果是曾经纵横的蒋家及外省势力在蒋经国逝世仅两年便失去全权支配的影响力，且几乎同一时间，李登辉在1990年代另结合“异己”的民进党，以民主为名，共同推动台湾立法院全面改选以及总统直选，本土力量自此主导了台湾政治，台独与民粹也被夹带而入，由此纷乱了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

可以说，李登辉在任前后12年，从继任到卸任，自带民主光环的背后，实际上是一部从竞权、夺权、巩固权力，到排除外省、巩固本土的权力斗争史，其中更夹杂着黑金阴影与台湾政治社会撕裂之痛。不论他如何诠释自承于蒋经国，民主之于此间的李登辉，更像是相应于权谋、权斗而生的一种手段，倾力内斗、连外击内、挟本土胁外省，最终取得的“民主先生”美誉，则是借壳台湾政治初开、社会始绽的强大民粹之集大成。李登辉贡献了台湾民主的评价，一如历史定位总由“战胜者”定义，但倘若另从李登辉“辉煌”的权斗史观之，推动民主则不可谓让他“名权双收”，民主所赋予的价值真义，于李登辉而言，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

身份即是背叛

其次，大时代之下总有诸多造化弄人的情事，综观李登辉一生的身份矛盾与认同的一再背叛，即是活生生的缩影。

原名岩里政男的李登辉出生1923年，正值日本殖民台湾时代，在教养过程中，不论是他早年信仰日本武士道，以及后来信仰基督教，都是带有相当唯心论的思想，默化了他日后充满矛盾的人格与双面性格。在日本人的“身份”上，李登辉最受“中华认同”者非议的，莫过于他曾自言自己“在22岁以前是日本人”，自认“皇民”出生，接受正统日本教育，自然受日本传统影响。李登辉终其一生的争议言行与政治判断，无不与他这个不具日本国籍的日本人身份认同息息相关。例如他在1995年《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提出中国分裂“七块论”，即带有从前日本军国思想的影子，再如他主张台湾是“无主之国”、“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大叹“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其“不为中国”的立场早已言喻，也无怪乎李登辉亦能说出就连民进党也不能接受的“钓鱼岛不归属台湾，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些话语。

除了日本人身份认同的这一点根深蒂固外，李登辉的其他“人设”，则显得阶段性与十分漂移。李登辉和蒋经国的青年时代都曾是怀抱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熟读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同经历过共产党的组织生活，背景相似，成为当时的“进步青年”。且由于李登辉农学的学历背景、行事谨慎，故深得蒋经国赏识和欢心，予以多方提携教导。

然而，李登辉在一段国史馆的访谈记录中，对于曾经加入共产党一事，却做了“参加共产党，主要是为了对抗、要改革独裁政府”的批注，但“同一个”李登辉在接受日本作家上阪冬子的访问时，提及后来加入国民党的理由，却是“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不入党的话，就没资格参加重要的会议，也无法完成发挥所长的心愿”。这“两个李登辉”的自我解释是“人不是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质言之，李登辉的种种“转向”，无关乎价值取向，而是阶段性的功利驱使，每一个新角色亮相都是对上一个角色的背叛。一如他在国民党主席任内，运用政争权斗，裂解了国民党；卸任后创立台湾团结联盟（台联）的同时，与民进党间的关系从来暧昧莫名。

李登辉晚年时的演讲，时而言谈“我不是我的我”，示意在“我”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自我实现。这其实是李登辉过度的自我美化。难道借代成一句“李登辉不是李登辉的李登辉”，就能让其人格更为凛冽？显然是有一批李登辉粉作如是观，但回过头看李登辉一生的身份与认同上的定位，从来漂移不定也矛盾丛生，他有忠于过任何一个身份角色吗？除了日本人认同外，找不到其他，李登辉不仅不忠于任何一个身份，甚至都以背叛作结。

留给继任者经济与民主烂摊

在台湾当前“主流”的论述上，李登辉开启了台湾民主的形式，然多忘却伴随其后的效益问题。台湾民主的质量如何？台湾经济的难题何解？这些彷佛都不与这位主政了台湾12年的领导人有关。

就落实台湾立法院全面改选以及推动台湾总统直选二事，李登辉确实就“选举”这一个民主概念中的要素进行了十足的努力，他让全体台湾人在制度形式上，得有投票权参与政治，是一功绩无误，但谁料想得到，李登辉其实也就只搞了个选举的形式，甚至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只换得了一人一票的成果。诸如充斥着腐败味道的黑金政治，地方相应选举而生的利益杂烩，这些困顿了其后台湾政治多少岁月？

再如经济发展，蒋经国的务实与发展优先，曾经台湾让“飞黄腾达”，与其说李登辉承袭蒋经国的信条，不如说得更直接，他继承了蒋经国留给他一个富足的台湾。

然而，台湾经济发展的转折也发生在李登辉的任内，尤以两岸关系的恶化，进而推展“戒急用忍”政策，不仅使蒋经国的“经济观”无以为继，也开启了两岸政经关系脱离，台湾企业急赴中国大陆发展，却只能自力更生，甚至遭自家后院政府质疑、阻挠的声浪。也间接导让后任者如陈水扁、马英九，乃至于如今的蔡英文，各个执政必搁浅于经济浅滩，无一幸免。回到根本，即是李登辉当时错误的经济政策带来的长足苦果所致，而所谓的台湾民主化阶段，日后来看，或许只是一段由李登辉开启的台湾衰败的过程。

滥用台湾人主体性的渴望

回到李登辉逝世的7月30日当晚，离世的消息一出，台湾朝野政党、各主要政治人物皆发表追悼李登辉的声明，民进党毫无意外地以“大星陨落”，缅怀李登辉，奉其台湾民主捍卫者，柯文哲则赞扬李登辉让台湾走向无法回头的民主之路，就连马英九都表态肯定其对台湾民主化有贡献。

确实，李登辉对于这一两代台湾人而言，是具有吸引力与盼望的。不少台湾人在情感层面支持李登辉，并不是因为李登辉做得有多好，更多来自于他代表了本土精英“出头天”的意义。出于上述情感支持的缘由，的确不需要二话，也不需要调侃、攻讦，而应当抱予理解。台湾人对于主体性的认识，应该得到尊重，但是问题即是在李登辉也十分了解这一点，甚至利用了这一点炒作起个人威望，进而谋取个人“民主最高”的声望与权势地位，这不只无耻，也作贱了台湾人最朴素的情感。

如果说，利用台人情感谋势是李登辉的一种道德欺骗，那么裂化台湾整体发展的结构、升高和平的灾难风险，则是李登辉留给台湾的一笔烂账、不幸的遗产。他让台湾从两蒋时期犹言光复大陆、奉一个中国为纯粹底色的政治，渐进成为一个外来政权治下的“两个中国”，推陈“两国论”、“中华民国在台湾”阶段论的结果，生成其后以隔绝两岸为主调的台湾政治生态，包含前述在经济上的“戒急用忍”，以及创造认同上的“新台湾人”，这些都一再让本处于“一个分治的中国”底下的两岸渐行渐远，正确来说，是台湾在李登辉有意的行动下，远离了“中国”。

尽管李登辉生前从未脱口“台独”二字，但行动早已方方面面夯实了“独台”，终于让他无法摆脱制造两岸裂痕，或说“一个中国”在台逝去的始作俑者，而其念兹在兹的台湾主体性，随着时间嬗递，终于被证明了，那其实是台湾综合经济等实力的总称罢了——李登辉初掌台湾政权时，于国际空间得以有所突破，正是得益于彼时的台湾经济尚具一定实力，因而得有意义地参与国际，提高国际能见度，甚至还能与北京进行一段时间的外交角力、为自己扩增邦交国。彼时的台湾不提“主体性”这个概念，难道就没有“主体性”了吗？相反的，正因当时的台湾有着坚强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虽不言“主体性”，却十足能动。对照现在的台湾，一待经济实力不再披靡，满口的“主体性”只像是走在夜路吹着口哨，为自己壮壮胆而已。

而今细想，这个被部份独派追悼为“台独教父”的李登辉，撒手之后留给了台湾什么？一个更有“主体性”发展的台湾吗？还是一个空有选举形式、却无法优化内涵的民主？多党竞争的结果只剩丑恶的党争与恶斗？让民主沦为人人天天自由奔放地喊着民主，却反手做尽了反民主的贼事？台湾人闻此，想必心有戚戚焉。

只叹逝者已矣，生人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