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病逝】李登辉的“遗产”是台湾与和平的灾难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7月30日在台北荣总逝世，终年98岁；他一生对台湾最大的影响除了宪政改革，就属两岸关系。从国统纲领到“两国论”，坐实了一位嬗变政客的面目转换，多数人认为其为政治投机与分裂份子、一生背叛，为个人的些许政治利益走向台独；尽管也有人为他戴上“民主先生”的冠冕。

从极统到极独，说他是台湾操弄意识形态最厉害的政客也好、台独教父或民主教父也罢，对台湾而言，如何放下(或学着面对)“李登辉的遗产”将是重点。

因为，李登辉逝世后，台湾在两岸上所面临的挑战只会更严峻，因为李登辉种下的“独”，区域和平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一个中国时期：光复大陆到国统纲领的转变

“登辉深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必能完成和平统一的历史大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善尽更大的心力！”这是1996年，李登辉就职演说所说的话。今天的大陆年轻一代很难相信，这是出自李登辉之口。

蒋经国逝世时，李登辉哀悼挽联上写着：“厚泽岂能忘，四十年汗尽血枯，注斯土斯民始有今日； 遗言犹在耳，亿万人水深火热，誓一心一德早复中原”，而后在首场记者会表示“只有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必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1988年8月进而在国民党、行政院内都设立“大陆工作”组织，此时处处显露出其赞同以三民主义光复大陆的蒋氏遗嘱。

先前蒋经国已在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从而使两岸恢复交流。1991年3月，台湾成立“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并由辜振甫担任董事长。同年12月中国大陆也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由汪道涵担任会长，正式启动两岸的沟通管道。此时逐渐浮现的问题是，两岸协商所涉及的政治涵义，该如何定位？

1990年3月，李登辉政府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国统会），李登辉在国统会中提出“一国两府”的概念，但遭中共批评“在放弃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1年2月国统会通过《国家统一纲领》，擘划“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三阶段四原则”的统一方针，尔后并于1992年7月31日颁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将台湾定位为“自由地区”、“台湾地区”，等同“一国两区”思维法制化。10月26日，两岸在香港举行会谈，会后提出的“九二共识”，成为此后近三十年两岸关系最重要、而又明灭不定的通行号志。

从一个中国到外来政权治下的两个中国

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后记者会上，江泽民表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李登辉任内的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以“一个中国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回应。据此，1992年国统会以及“九二共识”确立的“一中”基调发生了质变，成为“两个中国”，这可以说是1990年代初期两岸论述最大的转折点。

1994年3月，李登辉对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表示“到目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能心平气和地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这时的李登辉，已经与六年前继任总统之位时，态度明显大相径庭了，也透漏其对国民党的改造，终极目的是要锻成“台湾国民党”。一般认为，李登辉就是在此时彻底暴露了其台独本质，香港《明报》曾就此发表社论，在指出其台独本质的同时，对他进行了严厉批判。

同年7月1日陆委会发布《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表示一个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到此，一中的政治涵义，已被轻轻抹去。

1995年4月8日，李登辉提出“李六条”作为对“江八点”的回应，包含：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统一、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增进两岸经贸往来、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等。从这几点都可以看到往后民进党内“务实台独”、及后期蔡政府在两岸态度上的影子。

二十五年来，台湾内部在应对中国(或一中)命题，态度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反抗，然而从李登辉到蔡英文，也仅能在“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等词下作文章。现实中，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又何曾真的改变？

放不下“登辉遗产” 台湾往后将更苦

1996年9月14日，李登辉端出“戒急用忍”政策，限制“高科技、5,000万美元以上、基础建设”三种投资进入大陆。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在回应北京政府把台湾视为“叛离的一省”的提问时，更进一步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总统、副总统由台湾人民直接选举，使所建构出来的国家机关只代表台湾人民，国家权力统治的正当性也只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与中国大陆人民完全无关”。

至此，李登辉与大陆彻底决裂，他本人也不甚在意，在往后的政治生涯，李登辉与九零年代时的李登辉，俨然是两种人格。

李登辉对台湾之危害，并不在于其个人究竟是不是日本人，而是在于在充斥机会、台湾经济仍强的时代，以个人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算计捆绑了整个台湾，为台湾带来了战争冲突的巨大风险，也打开了台湾政治与社会撕裂的盒子。

最终，“两国论”也没真的成，政治社会越来越向极化撕裂发展，往后的经济与产业升级更是失败，开启了台湾经济衰败的过程。

防止台商外流大陆、“特殊国与国”，这些在今日部分台湾人看来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台湾人也知道，现实中“戒急用忍”并未成功，“两国论”更是。李登辉的主张，最终都是政治利益，与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激情，他操弄并利用了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

但是，他从未真正在意台湾现实的需要。

台湾独立根本毫无可能，不管中国大陆是否崛起，也不管外部力量会不会介入，独立于台湾而言都是一个假议题，一个灾难性的假议题。李登辉对此可能比多数台湾人都清楚。同时，大陆是最大市场，当时亦是庞大廉价劳动力所在，一切蓄势待发，不只是台湾，世界各国都将工厂迁至大陆——台湾的对手韩国更是如此。

然而，最终停滞二十多年的，也仅有台湾。戒急用忍，而非规划台湾长远产业并积极转型；嚷着“台商不能外流中国大陆、掏空台湾”，忽视了经济潮流下资本及企业找机会的必然。更逃避了，政府在其中需要主导的角色。

以口号处理现实，以政治掏空经济。他是台湾“两国论”始祖、更是以“中国对台湾影响力没这么大”麻痺台湾人的始祖。不论认为他是“台独教父”或“台湾民主之父”都好，但在现实中其所挑起的意识形态之争，其所造成的“中华民国”空洞化，以及其所擅长的“以政治口水盖经济”，在他逝后都将持续影响台湾。

最终，在这个国际局势完全不同于九零年代的时代，可能给台湾带来的风险、给台湾人未来的苦痛，将会非常大——除非，有人能带领台湾社会，放下“登辉遗产”，重新务实地给台湾找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