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院风波】政府民间西方皆不满　焦虑的“中国大外宣”

2020年7月5日，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对外发布的公吿称，“教育部设立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孔子学院品牌将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这意味着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不再负责由其打造出来的“孔子学院”的运作。

由于“孔子学院”在中国境内外知名度较高，此事一度引得舆情震动。外界对中国这一举动颇有些不明所以，讨论兴趣却未因此减少。可以发现，不论是中国境外还是中国境内，都对“孔子学院”十分不满，而中国官方此番改动或许也是因为存在此种不满和担心。那么，孔子学院中国境内外舆情中的风评和形象为何如此之差？

西方不满意

中国的孔子学院旨在对外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根据中国官方最新数据，目前已在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开设540所孔子学院，并在中小学运作1,154个孔子课堂。这些数字颇显可观，反映了中国语言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受欢迎和巨大需求。不过，对孔子学院的批评声调，明显高过欢迎和支持的声音。

西方许多政界、学界人物和媒体对孔子学院不满意。

中国的孔子学院主要集中在欧洲、美洲和亚洲，非洲与大洋洲相对较少。美国应该是开办最多的国家，有81所孔子学院，以及13个孔子课堂。在2004年11月，中国南开大学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开设了北美第一所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2006年至2012年间，孔子学院在美国大学的落地更是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不过，美国还是抵制孔子学院声音最多的国家，争议和抵制声音的出现也大体始于这一时期。

2009年芝加哥大学设立孔子学院时，该校174名教授联名反对。2013年11月，芝加哥大学教授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孔子学院以政治敏感为由干预学术的几个例子：如2009年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因孔子学院反对而取消达赖喇嘛的访问；2013年雪梨大学因孔子学院反对而一度考虑取消达赖喇嘛的访问。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18年8月的一篇文章《美国继续关闭更多孔子学院：软实力变锐实力背后》，大体总结了西方对孔子学院的三个疑虑：学术自由、间谍与情报收集、孔子学院“也孔子学说无关”。

该文的“锐实力”一词，一度获得西方媒体的高频使用，不过其对“三个疑虑”的解释主要是对其他人员言论的引用，因而逻辑关系比较牵强。例如，在说明孔子学院可能影响“学术自由”的问题时，引述了长期持反华立场的参议员卢比奥（Macro Rubio）的话称，孔子学院的教职员大多从中国招聘，由中国教育部训练，除了影响就业市场，亦可能有自我审查的问题。

BBC在2019年9月的另一篇文章《孔子学院：争议中扩张的中国文化机构》，也提供了一些相对谨慎的说法。昆士兰科技大学相关人员称，其校园内的孔子学院只是教育性的，“没有任何关于昆士兰科技大学孔子学院的工作可以被认定为中国宣传，或威胁学术自由”。

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宣布完全撤销孔子学院在当地的项目后，该州教育部的一份审查报吿则称，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孔子学院具有“实际的政治影响力”，但一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人们认为孔子学院正在或将在未来推进不当的外国影响力”。

不论如何，进入2017年后，美国开办孔子学院的速度明显有所降低。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大体如此。例如，瑞典在2020年关闭了中国大学在该国合办的最后一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在西方国家的前景不太乐观。

究其原因，中西文化的差异或许尚在其次，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的“泛政治化”，将文化教育领域的问题放大，并与意识形态挂靠。在中国崛起和中美博弈的舆论氛围里，孔子学院难免会被牵扯进去。

此外，孔子学院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民间不满意

中国民间对孔子学院的观点不一，不满者也不在少数。即使在此次改革动向出现后，也出现了一波批评孔子学院的声音。具体来看，批评的声音比较零碎，却也很是激烈，显得有些民粹主义。

中国台湾已故作家李敖之子李勘在其个人微博发表过一些相关言论，他在2016年5月一篇微博里称，“国家汉办的思维是，花钱可以堵住西方反华势力的嘴巴，所以每当一位著名反华人士要到美国大学演讲，汉办就会透过该校的孔子学院向校方施加压力，花钱了事。但有些学校钱领了，照样不甩孔子学院，让该反华人士在校园内举办轰轰烈烈的演讲。其中一所是斯坦福（大学），汉办在该校建立孔院的初始资金是四百万美金。”

李勘在另一篇微博里又称，“许多孔子学院已成为贪官子弟利用任教机会申请绿卡的跳板。一间孔子学院的运营成本极低，每年却向国家要了大笔经费，中饱私囊。”

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学者李惠文与关春梅、庞晖三位学者在2017年共同创作的一篇论文《当前国家汉办外派教师赴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则主要聚焦外派教师方面的一些问题。文中提出4点：一是教师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素质不高，缺乏建立课程和教学体系意识；二是教学方法和形式单一陈旧，缺乏了解和适应美国学生的能力，缺乏适应环境的能力；三是心理素质弱、文化交流能力低、常与学生发生意识形态方面的摩擦；四是汉办教师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一般为两年服务期，服务期结束就必须回国。

此外，中国民间反应强烈的还有对孔子学院近乎不计成本的财务支出，尤其是对外国学生优惠甚至免费的教学推广活动。孔子学院官网公开信息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孔子学院在大曼城地区的十个城市开展免费的汉语语言体验课，80余所中小学1,0000学生第一次尝试说汉语，了解当代中国。”“学院主办了英国教育部2009年‘体验动感中国’春令营和夏令营，组织来自全英数百所院校的450多名大学生赴中国学习汉语，体验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及经济考察，是迄今为止中英交流史上规模最大的英国学生访问团。”

此类长期和大型活动所需财务数字应该十分可观，而这些资金、人力、场所都由中国政府方面负责。而组织1,0000名学生“尝试说汉语”，以及组织仅仅“450多名大学生”到中国学习与考察，所达到的效果是否与其背后的巨大投入相匹配呢？

另外，近年中国各大学涌入大量留学生，但其整体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屡屡发生治安、卫生、辱华等方面的事件。一些观点认为向外国学生提供汉语学习、鼓励和资助外国人到中国大学留学的孔子学院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中国高层不满意

可以说，此番“成立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取代汉办的改革动向，正说明了中国高层对早前涉及汉办相关工作和整体状况的不满。

早在2018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该会议所公开的相关信息极少，且未指出孔子学院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

不过，当年12月中国《光明日报》一篇文章《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若干思考》提出的一些针对性改进意见，或许正揭示了孔子学院早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文称，“针对其薄弱环节，我们认为，孔子学院应创新语言文化交流机制，充分展示中华语言文化魅力，增强所在国民众学习汉语的兴趣；完善师资队伍与教材建设，提升教师业务素质水平，着力开发本土化汉语教材；制定质量评估标准，以效果为导向，从教育、社会、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效来全面考察其办学质量；实现办学格局转型升级，加强实用型职业人才培养，助力当地经济建设。”

这是否说明，孔子学院的外国人学习兴趣不高、教师业务素质不够、本土化汉语教材不多、教学效果不足、办学不够实用等问题？

值得关注的还有孔子学院机构架设的变动。有分析称，孔子学院品牌由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后，除支持和服务的机构改变外，还有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性质的变化，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属民间公益教育机构；二是模式的变化，基金会将从社会上筹集资金，也将依靠孔子学院的中外方教育机构发挥办学主体作用。

这意味着此次改革一定程度上剥离了官方的背景，摒弃官方的运作方式。如此比较符合市场化改革的逻辑，或将有助于减少官方操作经常会出现的官僚主义，以及腐败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并调动孔子学院相关工作者的积极性，另外可能也将有助于缓解西方对孔子学院的疑虑与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