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复归】追忆美好的单位办社会　大包大揽的计划经济时代

导语：当马云在中国大陆B站（Bilibili视频网站）发表的演讲《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被数以千计的评论攻击爆棚后，再看看当今的全球社会，令人不禁想问，究竟谁又能肯定自由主义才是人类的唯一解药？

疫情当前，世界各国经济低迷，中国大陆虽然陆续复工复产，但许多行业已扛不住景气的压力纷纷裁员、关厂，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与公益。这种忆苦思甜的情绪，其实可以追溯至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在经济建设上“以俄为师”，开启了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

单位办社会

国共内战刚结束时，中国人口虽是俄国的四倍，现代工业成分却未达帝俄时代的一半，且中国长期仰赖外国经济，平均教育水平和农业技术均低于俄国。1952年，中国人均农业产值仅仅是1920年代苏联的20％。如何在全面落后的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中共执政初期最关心的事。

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生产关系发生改变时，势必造成生产力的突破，尤其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于是甫建立的人民共和国随即展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随后人们被纳入一个个的单位里，党政务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享有单位提供的各种福利与社会保障，从托儿、教育、工作、职工住宅、医疗、养老等都由由单位包办。具体来说，当住家的水、电、天然气（瓦斯）、物业都由单位负责，并由单位承担离退休人员管理，承办教育、医疗机构以及公共安全（消防安全）时，人们已经和其所属的单位分不开，即所谓的“单位办社会”。

紧缺的“福利分房”

除了上述政府提供的公共财之外，由于全中国城市土地为“全民所有制”，即所有权归国家、政府支配，并由政府兴建、提供一定面积和接近无偿的低租金住房给单位职工，民间俗称为“公房”，但无法转卖，且限制转租。人们所属的“单位”会依据是否结婚、是否生养子女、职位高低、学历、入职时间长短（工龄）等指标来安排分房的时间与分房面积。所以当时人们并不担心没有房子住，而是在意多长时间能等到“福利分房”，以及面积大小、新旧。然而，城镇居民在改革开放前人均居住面积仅6.7平米，即使到改革开放后的1999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才10.3平米、市区旧房7.2平米，就是弄堂更是小到极致，只有5.8平方米，差不多只是上海平均水平的一半，代表“公房”的供应还是相当紧缺。

福利保障不再 下岗职工涌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示进行“改革开放”，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意味着中共已经为经济改革从意识形态上解套，中国大陆经济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大幅度转轨，引入市场经济的许多要素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料此举对国有经济成分进行改组时，除了下放企业决策权，还鼓励负债企业兼并、重组或破产，造成各地国营企业大规模的关闭，全中国大陆约有数百万工人失业。这些名义上仍属于工厂单位，但实际上已没有支薪的中年“下岗职工”，既缺乏工厂以外的工作技能，不但极难再次就业，且伴随着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的压力随之而来，下岗职工的生活愈发困难。

为因应市场化改革，1998年，中国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新建住房原则上只售不租，象征实行半世纪的“福利分房”结束。此时单位或重组或解体，早已无力承担过往各种习以为常的“福利措施”，众多生产要素均交给市场调节，“单位办社会”从此走入历史。

如今，中国大陆民众虽然享受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红利”，但人们往一线城市集中、住房刚性需求日益突出，并对教育、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形成了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并称为近年中国大陆的“新三座大山”。于是，人们才又开始缅怀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办社会”的经济生活型态。或许，这才是今天社会大众希望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做更多公益事业的内在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