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重建中国 · 七 | 重建中国外交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多维新闻》十年前有关习近平唤醒中国的评论被内地多数主流媒体头条转载，《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质疑外媒政论文章为什么在内地广为流传，无数人在微博转发。今天不再有人怀疑《正在唤醒中国的习近平》文章的预见。

习近平首先被各方关注是他雷霆万钧的反腐运动，在《唤醒》文发表之前，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逮捕，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已经收监，一批省部级干部锒铛入狱。几个月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各项重大改革，号召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多维新闻》认为毛泽东是人民相信的革命家、邓小平是人民相信的改革总设计师，习近平是人民相信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完成民族复兴的政治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政治宣言，今天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会是中国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延续《多维新闻》的传统，《香港01》为两次重大意义的三中全会十年之间的政治历程准备了八篇评论文章，为了解这次全会提供说明。以下为正文。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外交始终贯穿一条主线：“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两大目标导向。于国内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坚决捍卫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是中国外交的当然使命。于国际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最终成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对世界愿景的总构想与总概括。不论是在事关核心利益的台海、南海局势上的强势，还是在巴以冲突、俄乌冲突、伊朗和沙特冲突的灵活斡旋，不论是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还是为完善全球治理展现中国担当，中国都表现得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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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之外，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积极主动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那就是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四个赤字”。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动荡变革还在深刻复杂演进之中，人类构建美好世界的前行之路也不会一帆风顺。中国人民有意愿、有责任担当，决心为人类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积极有为”成为中国外交的主基调

虽然习近平重建中国外交理念，为的是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为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在外界看来，积极有为的中国正在挑战现行国际秩序，正在放弃邓时代的韬光养晦。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以往国际秩序的经验。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两种生产关系、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观的竞争仍会处于白热化阶段，不过在习近平看来，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重构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互动逻辑和交往范式，有责任规划“两制”国家长期共存的世界版图，特别是处理好中国这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这个最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避免跌入“新冷战”和“修昔底德陷阱”，避免走上冲突对抗、国强必霸的老路。习近平给出的选项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对世界交往范式的颠覆性重构，为多种生产关系、多种社会制度、多种意识形态、多种价值观和平共处、良性竞争提供新方案、打开新空间。用习近平的话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准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用、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积极有为”成为中国外交的主基调，正是在此基础上做出的。

“积极有为”是否就放弃了“韬光养晦”？这是一个伪命题。国内外对“韬光养晦”战略思想一直存在不全面的解读，错误认为过去中国国力衰弱，只好“韬光养晦”，现在强大了, “韬光养晦”已经过时。事实上，邓小平的时期要“韬光养晦”，习近平的新时代同样需要。“韬光养晦”是隐己之长，补己之短。此语体现了中国人低调、内敛，注重自我完善和勠力发展的精神气质。“韬光养晦”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软弱可欺，做缩头乌龟。

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谁也不怕”，他用“韬光养晦”概括当时的中国外交战略思想，完全是从自谦的角度来讲。况且，“韬光养晦”本就不是独立存在，总体方针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国在提出这一外交方针时，就已经洞察到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今天习近平身处的时期是全球南方国家崛起，世界地缘战略格局全面转型，美国积极围堵中国，有所作为自然变成积极有为，中国才能应对大变局。

习近平的新型“天下观”

与韬光养晦一脉相承的，是中国自古奉行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天下观”。在天下体系中，“和合”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具有巨大包容性。“和合”精神贯穿于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对外战略之中，“天下观”支撑和激励中国走上一条独具特色的外交之路。从毛泽东时期的“和平共处原则”，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与发展”，再到今天习近平宣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参与重建的世界秩序，是西方大国在过去300年互动过程中最终形成的具有西方历史基因的国际规范：首先，具备帝国主义属性的民主自由国家；其次，表现为政治的等级性与经济极度不平等。在这两种属性的世界政治中，经常表现为霸权和政治欺凌。自由主义趋向发展成封闭的原教旨主义，以它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秩序往往会通过强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弱者身上。所以，西方国家所说的“自由世界秩序”，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秩序”，以往的帝国主义是以殖民主义为具体表现，而今天的帝国主义是西方列强打著自由世界秩序的口号，通过主导地缘政治格局，依然是服务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利益。

随著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现行国际秩序的瓦解与新型国际共同体秩序的建立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撬动了“自由帝国秩序”发生深刻变革。世界政治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财富权力的大转移。非西方国家抢占了工业品市场这一财富转移的最重要路径，引起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供应链和去工业化的作用逐步显现，金融化的冲击也同样在发生。今天欧洲多国的政治右倾和激进化乱象，美国政治的极化和两党的冲突，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历史上，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会受到守成势力的阻挡，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甚至演化成“强强”之间的战争——这就是在西方社会颇具市场的“修昔底德陷阱”论。世界上不少人认为中美两国的较量不能回避“修昔底德陷阱”，摊牌和战争不可避免。殊不知，“美国优先”才是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危机，美国描绘的全球治理愿景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稳定”，全球治理就是获取霸权红利的进程。历史地看，美国会通过战争维护霸权，即使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2017年以来，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多次指出，美国的软实力正在削弱，“美国优先”意味著把国际社会放到第二位，这就预示著美国不再伟大了。而与此相对，中国所描绘的全球治理是构建基于文明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西方话语中，世界由主权国家构成，国际关系是作为独立单位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构建的世界体系则是“以天下观天下”为主导思想，天下或世界为永恒不变的一体，而天下万物皆无内外，包含了一种超越西方民族国家藩篱的世界主义视野。习近平所宣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融合了新时代元素的国际秩序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延续了协和万邦的精神，但也摒弃了朝贡体系中“天朝上国”的观念，将自身的崛起与全球各国的共同发展紧密相连，主张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构建起真正意义上和平、公正、公平的世界共同体。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的“天下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了“天下观”的原则，在于包容、不排斥、不对立、不贴标签，没有什么是不能相容或异质的。强调和而不同，欣赏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认为只有存在多样性，和谐才有可能。从实践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全球治理的形而上学思维，超越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西方-非西方”的前提预设，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为优化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的立场，意在通过调整全球上层建筑，将“西方性”的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改造升级为“世界性”的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以适应全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要求，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致力于建设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习近平上台至今反复追问的，中国方案所指向的，也正是这一时代之问。具体到全球治理，习近平意欲打破的，是数百年来国际秩序变迁背后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陈旧“世界观”，并在此基础上开辟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即蕴涵著一整套世界秩序重建的文化观念，为国际秩序的理性建构注入中国元素。

除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提供了价值层面的重要支撑，这份“中国方案”最不同的是，认真的认同“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以“发展”为出路，把“发展”当药方，源于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面对全球发展失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堪忧，习近平认为，“发展”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的，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一带一路”就是全球共同发展的实践探索，它以发展为导向，打造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创建地区经济新的发展引擎，尤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为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一方面传承发展义利观，并将其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价值准则，牢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另一方面拓展到共商共建共用观，“共商共建共用”原则在2017年写入“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意味著这一中国倡议广泛凝聚了共识，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遵循。

百年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变革广度与深度展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临著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习近平看来，解决了安全的忧虑，专注于发展，自然就需要认识到治理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到文明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国际秩序的范式革命，是中国宣导的新型国际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扬弃，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平共处”世界观的发展，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批判性反思，是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国际秩序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毛泽东让“新中国”重回了世界版图，邓小平让“新中国”在世界版图中发展壮大，而习近平则是带领“新中国”为21世纪筹划人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