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破茧”时刻二｜温差和痛感从何来
【编者按】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将在北京开幕。在当前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以及地缘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大背景下，姗姗来迟的“三中全会”将如何为中国经济“指明方向”，受到了格外的关注。
三中全会将如何为中国经济指明方向?事实上，要首先清楚的认识到中国经济所处之境，更要了解这个阶段，在整个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意义。特别转载财经行业观察者江宇舟《阵痛与希望：中国经济的“破茧”时刻》一文，从多切面多视角多数据，详细阐述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温差”，以及中国经济破局之路径选择。
本文转载自《观察者网》 作者：江宇舟
中国的新旧转型期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加剧了部份行业和人群的痛感。最直接的是，房地产行业调控带来的链式反应。
在经济转型调整阶段，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行业，更何况对该行业的波动式调控俨然已是多少年来的经济运行特色之一，以至于有“夜壶”戏称。
经济增长依靠投资，而民生保障则看就业。房地产下滑对就业的影响也是人尽皆知，大家都有体感。
目前对房地产调控的微妙之处在于，既不能再放任大规模的增长，推高杠杆和泡沫。却又无法快速实现出清，以便轻装上阵。只能在发展中缓缓解决。也正因此，房地产无法做到“长痛不如短痛”，否则带来的消极影响会长期向社会传导。
需要看到的是，土地财政退坡后的财政压力及其连锁反应。与房地产行业走到阶段性拐点互为表里的，便是地方土地市场遇冷，造成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暴跌。
笔者测算过各省份可支配财力的构成，最核心的三项便是税收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2022年以前，这三项收入占可支配财力的比重最高可接近85%，却在2022年以后收窄至77%，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出让收入占比下滑较快，2022年后较占比峰值直接下滑了10个百分点。
这三项收入近年来占比变动如下图所示 。
地方财政在之前土地财政和配套基建中积累了大量债务，含城投在内的宽口径债务除以可支配财力所形成的宽口径债务率， 2023年比2019年增长了100个百分点以上的省份达到15个，其中7个省份的宽口径债务率超过了400%，其GDP合计已经超过全国的1/3，且其中4个省份在GDP规模位居全国前五。
由此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一方面地方财政收入三大支柱之一正在下滑（与此同时，受减税降费影响，税收收入也可能下滑），另一方面债务和付息规模还在扩大，地方财政所受冲击可想而知，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与质量也会逐步受此影响，与政府采购相关的各个行业也会受到相应传导。
笔者身边一些承接基建工程类项目的民营公司近年就相对紧张，这不只是一两个包工头的事情，建筑工人的工资、建材厂商的生计，连带著从设计到物流再到质检一整个链条上的人吃马嚼，还有总包分包间那覆杂的关系……
不仅要想著上顿的钱收没收回来，还要想著下顿的营生向哪里去找，举债的到点银行催债还得想著怎么还。而且这一整个链条上的民营企业可比不得城投国企们，到点不可能展期不说，如果银行觉得有啥它自我感觉的风险，收回款子后直接不给续贷，那一样会冲击乃至危及自己的经营。身边公务员朋友们也随地域不同有著不等的压力，不仅加薪很难指望，甚至还时不时传说要上缴前几年绩效……
鉴于房地产调整与地方债务消化将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因此上述问题也无法短期内解决，痛感也将持续，直到地方财政找到新的增长点。
由此，在三驾马车的投资领域，前一阶段发展模式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部门：地产企业、公共部门及其衍生的城投公司和服务于基建及配套的国有企业，不仅同时熄火，并且压力正逐渐传导到以其业务作为收入来源的产业链条，最终蔓延到就业与消费，并激化金融机构的债务风险。原来的“火车头”就这样变成了“头车火”。可还是那句话：如果模式不掉头呢？火会更大的。
此外，对于其他特定行业的调控同样冲击了就业和消费。过去10年经济发展中，还对一些互联网平台、教培行业、伪创新企业进行了调控甚至打击。这些行业规模都不小，有些甚至在发展的早中期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吸纳了相当规模的就业人口。但一旦触发这样那样的原因遭遇调控了，不仅是该企业、该行业的就业会出现问题，而且还会传导到一大批依靠该行业超额收益去再消费的服务行业，冲击随链条传导。
其实针对这些行业的调控也与其他调控脉络大体一致。通观这些被调控的企业，五点至少居其一：在资源引导上脱实向虚、在市场供给上趋于过剩、在服务方向上收割基层、在比较优势上缺乏门槛、在价值输出上暴富炒作。回到上文的“三期叠加”，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如果任由发展，恐怕大量资源错配与随之堆砌的杠杆、扭曲的导向，会让市场先于这些行业的出清而崩盘。
笔者认为，市场的定义权从来不应只定于头部企业一尊，而应该包括广大中小企业、居民（尤其是工薪工农）、公共部门共同参与、相互作用的市场。市场也不能简单与“放开”、“自由”画等号。我们甚至不用去推演，就看那些说著“市场化”那么欢实的所谓富国，最后带给老百姓的又是什么呢？
所以，房地产行业是没法“长痛不如短痛”，但对于某些服务业的畸形发展，那还真必须“长痛不如短痛”。
另外就是外贸的局部冲击也会在特定范围内加剧痛感。近几年外贸行业可以说是形象地诠释了何谓“大洋暗涛”，从外贸数据来看，虽然有一定的增幅波动，但是整体的进出口和顺差规模还是在放大的，且结构日趋优化。
可以说从宏观来讲我们经受住了贸易战和所谓“产业链外流”的挑战。但是就像风和日丽的大洋总有看不见的暗礁暗流，如果细分到国内特定行业、以特定国家为主要贸易对象的特定区域、特定城市，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像以欧美日韩为主要出口对象、并对这些国家开展来料加工的外贸城市，在贸易战中就很容易受到冲击，近几年还叠加了汇率、疫情、部份外企流出等负面因素，导致这些城市和产业受到冲击。
以苏州为例，该市外企加工贸易的依存度高达120% ，导致近年的产业结构和出口承压。2019年至2023年苏州的出口额仅增长了10.43%，在30强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 。作为长期蝉联全国GDP规模最大的地级市，2022和2023年增速更是连续两年全省垫底。
此外，在旧有模式所造成的发达地区土地和租金和人力成本高企，也会导致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了平衡区域发展，国家也会支持加工贸易向中西部、东北地区转移 。这样客观上也导致了沿海地区相关产业的进一步承压。而最终这些压力都会传导到从业人群。这纸面上的数据箭头往下探探，就是多少从业人员生计的困扰。而且由于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更大，关注度更高，舆论效应更强，也会造成负面感官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