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之疫.上】一夜难除的数十年痼疾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俄罗斯可说是抗疫模范—早在1月底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之际,该国率先关闭中俄边境陆路关口,且在4月之前仍能“守住”防线。不过,随着病毒持续在欧洲大规模传播,俄罗斯的西方防疫通道出现缺口。病毒大举入侵,当地脆弱的医疗系统随即支离破碎。
牵连一亿人的俄罗斯医疗体系千疮百孔,新冠疫情残酷无情地撕开体系内深入肌理的溃烂疽疮—资金短缺、官僚主义、城乡医疗差距。疫情的到来,对当地医疗体系是颁布死亡的诰令,抑或是否极重生的契机?
“他们指控我是诽谤国家医疗体系的‘叛国者’。”在俄罗斯西北部城市普里奥焦尔斯克(Priozersk)一间医院工作的Natalya Trofimova向国外媒体表示,自己曾向当地卫生部门投诉院内防护装备不足,却被当局解雇,理由是:泄露病人的相片。
Trofimova的控诉仅是冰山一角。多间欧美媒体的驻俄记者曾多次成功联络在当地前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很多受访医护皆表示,身边不少同事因向上级谏言而遭解雇,不少受访医护就是其中一员。
过去一个月,不断有俄罗斯医护上载影片,指出当地医院缺乏医疗装备,要求大众给予支援。有人还在网上开设独立统计网页,让民众提供已知因新冠肺炎逝世、却未被官方计入数据的医护人员名字,好让外界知道俄罗斯的真实状况。
俄罗斯医护正值生死存亡的时刻,前线医护却连说真话也会被罚,是有什么不能公开的事情吗?医护的处境又有多危急?
死亡数字存极大争议
俄罗斯的确诊病例在4月初开始不断攀升,4月7日,当地单日新增确诊人数首次破千;到4月30日,该国总确诊人数突破10万;及后5月3至13日,每天平均录得逾万宗新增确诊个案,增速前所未有;到5月14日,每日新增确诊人数才回落至1万宗以下。截至5月31日,当地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40万,是全球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巴西。
除了疫情发展快得令人惊讶外,俄罗斯政府通报的疫情数据中还有一点惹人关注,就是死亡数字。相比起当地目前逾40万的确诊人数,俄罗斯通报的死亡数字逾4,600人,即死亡率控制在约1%,与美国、中国、伊朗、巴西等疫情较严重的国家相比低许多。各界对这个数字有不同解读。有人归因于俄罗斯有效扩大了检测及追踪病源的范围。检测普及率高,意味着能够寻找出社区内的隐性患者,而患者愈早确诊,便愈能获得及时的治疗,从而减低死亡风险。韩国便是其中一个例子,该国实施大规模检测,目前的死亡率控制在约2%。
不过,有媒体引用数据分析,指出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不准确,实际死亡人数很可能远高于官方数字。英媒《金融时报》分析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死亡人数后发现,与往年相比,两大城市4月份的死亡人数都不寻常地增多,推断俄罗斯全国实际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可能比官方数字多出超过七成。
类似的质疑其实在过去数月亦曾发生在中国、美国、伊朗、印度等国身上,不少国家亦曾调整疫情数据,这可说是疫情下的数据盲点。虽然如此,这些数字仍能反映出俄罗斯医疗系统背后的某些面貌,甚至能看出当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薪低工时长逼走医护
根据彭博社在2018年发表的分析报告,俄罗斯有着世上其中一个最低效的医疗系统,榜上仅美国、阿塞拜疆和保加利亚为它垫底。中国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2014年发表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的住院死亡率比同等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高逾一倍。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俄罗斯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1.7岁,较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的全球平均数字72岁稍低。
种种数字反映出俄罗斯的医疗体系早已问题重重,今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令整个医疗体系雪上加霜,医护人员更首当其冲。
在疫情爆发之前,俄罗斯医护人员的生活其实并不好过,前述财经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当地医生的薪酬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8%。“我们根本每天都在挣扎求存。”45岁的Alexey Potapov向《德国之声》记者忆述以往在医院当医生的日子时感慨地说。
Potapov曾与妻子在家乡一间公营医院任职,每周工作约60小时,月薪折合只有数千港元,夫妇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后来,他在工余时间修读电脑编程,最终取得相关学位,并转行到莫斯科一间电脑科技公司工作,人工是以往的三倍。妻子其后也决定转行,不再做医生了。
“我当健身室教练,比当医生挣得更多。”在圣彼得堡一间医学院毕业的Yelena Tumasov也有类似的想法。Tumasov本来希望当一名运动医学治疗师,但忍受不了过低待遇和工时过长,最终转行。她的丈夫Yevgeniy在医院当了十三年外科医生,最终也无奈离开医护行业。
薪低工时长,加快了医护流失的速度。俄罗斯卫生部去年发表的报告显示,该国医疗系统缺少4万名医生,护士的短缺人数更高达27万;此外,不少医护人员,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从业者仍使用前苏联时代的过时设备和技术。
全民免费医疗“遗病”
上述问题的一大征结,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事实上,俄罗斯的医疗体系长期处于经费紧绌的状态,要了解背后原因,有必要从医疗体系的资金来源说起。
目前,支撑俄罗斯医疗体系的资金来自三方面:政府预算拨款、强制医保基金缴费(由雇主缴纳),以及居民个人付费(譬如自费购买药品、享用超出免费医疗服务范围的医疗服务)。当中政府预算拨款和强制医保基金缴费是国内强制性医保制度(Obligatory Medical Insurance, OMI)的资金来源。OMI保障居民在政府医院的基本诊疗服务开支,额外的医疗服务 (例如更繁复的手术、私人诊疗服务等)则由个人自付。
政府预算拨款部份,或多或少继承了前苏联时代全民免费医疗系统制度的精神。在前苏联时代,民众基本上可免费享用各类医疗服务,只需负担药费,这对民众而言当然是好事,但代价是政府负担沉重。当时整个医疗体系的开支大部份由政府承担,而这个担子愈来愈沉重,到1990年、即苏联解体前一年,苏联整体医疗支出占国民收入总额近两成。
全民免费医疗亦让民众养成动辄看病的习惯,医院长期迎来源源不绝的病人,看病要排长龙,医生应接不暇。由于医疗体系全赖政府资金支持,一旦政府经费发不下来,医院便没法招募足够医护人手,亦没法定期更新医疗设备,更会打击医院及医护人员改善服务的积极性。这些前苏联时代医疗系统的旧毛病,一直遗留到今天的普京时代,始终没法根治。
上文节录自第21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1日)《疫情危机暴露体系痼疾 俄罗斯医疗的死亡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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