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英美体制的“医疗贫富悬殊”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肆虐欧美，不但带来即时性的经济危机，而且，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亦陆续浮现—不同阶层的沟壑在疫情中似乎愈显辽阔。
看看美国和英国的情况。美国的公私营保险计划导致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引发各界对于医疗制度下贫富差异的争议；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含意，多年来被视为欧美医疗保障制度的典范。然而，疫情导致NHS超出负荷，自英国酝酿脱欧，不少来自欧盟的医护人员都选择离开英国，这会否导致医疗体系濒于崩溃？
美国：被医保制度遗忘的基层民众
过去几十年，美国医保一直是沸沸扬扬的社会热话，亦是多届总统选举的辩论焦点。适逢大选年，加上这场世纪大流行疫情，堵截医保制度的漏洞更迫在眉睫。
目前，美国政府已经立法，为民众豁免新冠肺炎的病毒检测费用，惟医疗费用并未豁免。针对社会上的弱势人士，美国联邦政府一向为65岁或以上美国公民及低收入人士提供“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贫困者医疗补助保险”（Medicaid）。倘若新冠肺炎确诊者是“联邦医疗保险”的适用人士，可按其受保范围获理赔部份或全部医疗费用；若确诊者是“贫困者医疗补助保险”的适用人士，则几乎不需支付任何医疗费用。
然而，上述只是政策层面的讨论。实际上，医保制度存在漏洞。美国社会有很多医保制度下的“夹心阶层”被遗忘了。
零工“夹心阶层”拒主动求诊
举一个例子：如果求诊者怀疑自己染上新冠肺炎而主动看病，医生诊断后认为求诊者“没有染上新冠肺炎”，并拒绝让他进行病毒测试（由于试剂盒供应短缺，医生有理由按照求诊者的病征诊断，优先分配给最有需要的病人），求诊者仍然需要支付诊金及相关医疗费用。理由是，求诊者没有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测试，这并不符合美国政府“埋单”的要求。如果求诊者没有参与私营医保计划或保额不足，同时又非公营医保所涵盖的人士，他需要自掏腰包支付所有或部份医疗开支。
美国这类“夹心阶层”为数高达数千万，他们当中有很大部份是＊“零工”（gig worker）。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估计，全国“零工”总数大约有2,300万人。因为疫情的关系，这批独立工作的自雇人士顿失稳定收入，一部份人没法继续支付保费，当中更大部份的人根本就没有购买医保。换句话说，他们很可能需要面临昂贵的医疗账单。这个忧虑恐怕会窒碍他们主动前往医院或诊所求诊，以及进行病毒测试。
*“零工”（gig worker）：指采用弹性工作时间和地点、没有固定雇主的自由职业者。互联网时代的新兴“零工”工种，有外卖平台送递员、网约车司机等。近年，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令更多人经平台应用程式接洽工作，投身“零工”行列。
由于不少新冠肺炎患者只会出现轻微病征，甚至无病征，故很多不愿承担昂贵医药费的“夹心阶层”，非不得已都不会主动求诊。倘若这类人士未被当局所发现，而又一直活跃于公众场所，将会加剧社区传播风险。更甚的是，有些民众可能因为医疗费用过高而拒绝就医，最终病情恶化（甚至没有确定有否患上新冠肺炎），未赶及送到医院便已在家中病逝。
美国媒体认为，官方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数字可能远比现实为低，因为数字没有包括在家病逝的新冠肺炎患者。纽约公共电台（WNYC）估计，纽约市每天有约200人在家中逝世，比平常日子的20至25人多出近十倍。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承认，有理由相信这些多出的死亡数字与新冠肺炎有关。
有医疗保险亦难保无忧
即使有购买私人医保的人士，若染上新冠肺炎，仍有可能需要负担昂贵的医疗费。虽然确诊者的检测病毒费用可获豁免，但进入诊疗过程后，美国政府并不会为确诊者埋单，亦未有立法要求保险公司承包新冠肺炎患者的全数诊疗费用。
根据医疗政策研究机构凯萨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估算，新冠肺炎重症者可能需要承担超过20,000美元（约15.5万港元）医疗费用。即使购买医保，重症者平均医疗费亦高达1,300美元（约1万港元）。
因此，对经济能力较差的低下阶层来说——无论有没有医保——将会比经济能力较佳的富裕人士，背负更大财政压力。
英国：遭折翼的全民医疗典范
英国的医疗制度与美国截然不同。首先，在这场新冠肺炎危机下，英国民众至少不需要面对高昂医疗费用。这并非因为英国政府特意因应疫情危机，拨款豁免所有新冠肺炎的检测及诊治费用，而是因为早在半世纪以前英国已建立NHS体系，英国民众几乎可免费享用大部份公家医疗服务。
英国民众可通过NHS体系看病或进行体检，所需的医疗费用，基本上是由纳税人缴费的公家财政储备所支付。不过，若然希望避免长时间候诊，病人可以选择到私家医院看病及接受诊疗服务。
世纪疫情大流行令公家医疗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负担，拥有8,482张病床的私家医疗体系临时与公家体系合作，提供相关医疗设备予正在康复的新冠肺炎患者或不需使用深切治疗服务的病患。公私营医疗体系“合流”，令NHS体系的呼吸机数量增加两成，并为前线注入5,000名医护人手。然而，即使人手增加，NHS应对疫情依然吃力，前线医护只能咬紧牙关，照顾源源不绝的病人。
战后树立全民医疗榜样
NHS制度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英国政府大幅增加对紧急医疗服务的拨款。大战结束，政府希望把战后英国构建为福利国家，于是将全民医疗定为建立福利国家的准则之一，乘机整合及重组战时医疗资源，组建成全方位的医疗保健服务系统。
工党在1945年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的内阁成功在1946年通过国民健康服务法（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继而在1948年成功建立NHS，英国公民基本上可以免费享用绝大部份医疗服务，为普罗大众及工人阶级解决“有病无钱医”的社会问题，并奠定全民医疗的福利主义基石。此后，NHS成为政党争取选票的基础政纲。即使其后保守党重新上台，也不敢碰NHS分毫。
保守党和工党多年来就着调整NHS收费范围及豁免对象一直拉锯多年，因为NHS几乎涵盖病人从看病、诊治、用药、住院到做手术的大部份医疗费用，其经费全部来自政府拨款，故此NHS是政府年度预算表上的一大负担。
2010年，保守党卡梅伦（David Cameron）上台执政，其时正值金融海啸后整顿期，新政府务求在各方面节省开支，实行紧缩政策。相应地，拨给NHS的公帑资源大幅减少。2010年起，政府拨给NHS的每年开支平均增长仅1%。在此之前，NHS体系建立半世纪以来，政府拨给NHS的每年开支平均增长达4%。换句话说，卡梅伦政府明显减少了分配给公共医疗开支的财政预算。
紧缩政策致质素难保障
2010年初，NHS在英格兰地区有约14.4万张病床，但过去近十年的财政紧缩迫使当地缩减约1.7万张病床—去年11月，NHS在英格兰地区的病床数目跌至最低点，只有约12.7万张。
此外，NHS促使大部份英国民众通过公家医疗体系接受诊疗，前线医护人员工作量已不胜负荷，保守党的医疗紧缩政策，意味着限制医护人员薪酬加幅。工作量持续增大，薪酬待遇的增长却不符比例，导致医护人手迅速流失。
2016年，数千名NHS前线医护人员曾展开大罢工，抗议所得薪酬过低及过度劳动。英国皇家护理学院（Royal College of Nursing）的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NHS护士的平均薪酬不升反跌，下降了8%。
脱欧断臂更见资源凋零
雪上加霜的是，英国落实脱欧以后，大批来自欧盟国家的外籍医护人员因担忧工作前景，过去两三年间陆续离英，更令人手短缺的问题恶化。据护士与助产士委员会（The Nursing & Midwifery Council）的数据显示，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有3,962名来自欧盟国家的护士离开英国。前来英国注册工作的同类护士只有805人，人数比前一年下降近90%。脱欧公投前，脱欧派曾承诺每年政府会增拨180亿英镑（约1,722亿港元）予NHS，然而，在2018年，时任财政大臣夏文达（Philip Hammond）增拨给NHS的财政预算只有16亿英镑（约153亿港元）。
英国皇家护理学院指出，目前单计英格兰地区，护士人手空缺高达4万个。在伦敦协助进行病毒测试的生物医学研究员Francis Yongblah说：“工作量开始增多，我们每天要做50个病毒测试，但很快可能便要做100至200个。我们需要改变工作节奏，才可以应付如此庞大的需求。”就连他们这类非前线医护人员也要承受沉重的工作量，遑论前线的医生和护士了。
在一般情况下，相对有经济能力的人，可以转而接受资源较充裕的私家医疗服务。不过，需要依赖NHS的普罗大众及低下阶层，在资源短缺下所分配到的医疗服务自然被摊薄。
疫情时期，确诊病例一律经由NHS处理，惟爆发初期，病毒检测剂盒短缺情况下的优先分配次序，或可以反映英国医疗制度依然存在某程度上的阶级差异。英国《卫报》报道，连前线医护都未能优先得到检测机会的情况下，有部份私家医院却收取昂贵费用，为求诊者进行病毒检测。
若求诊者愿意付400英镑（约3,827港元），私家医院便可为其进行病毒检测。《卫报》相信，演员艾德里斯艾巴（Idris Elba）和一些足球球星，就是以这种方式接受检测。不过，英国公共卫生部反驳指，政府从未审核任何私家检测方式，形容当中有些检测可能“并不准确”。
一直以来，英国民众经常投诉NHS的轮候时间过长、普通门诊人手不足、“要等一两个星期才能看病”云云。面对疫情，NHS体系不胜负荷，医疗服务不足之下，又谈何公平分配？保守党政府紧缩医疗政策和后脱欧医疗体系之弊端，在疫情下原形毕露。
人手及医疗设备不足，让志在贯彻公平医疗理念的NHS在这场大疫症下进退失据，失却本身优良立意，亦令卫生部门难以有效控制疫情，使英国成为确诊数目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上文节录自第21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7日）《从医疗体系窥探英美抗疫成效 医疗贫富悬殊种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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