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平民日记：从北京到塞尔维亚 疫区拍戏“难过战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已然成为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值此疫情期间，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感受。有些人的经历令人悲伤，有些人的经历则可令人会心一笑。
《香港01》尝试联系那些愿意分享故事的普通人，将其不平凡的内容予以呈现，希望能带读者更清晰地认识、理解、看待这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经历。
以下这段故事的主人翁Slavko Kalanj是一名塞尔维亚交换生，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最后一年本科生。2020年1月中旬，就在新冠肺炎引发全球关注之前，Slavko为拍摄其毕业作品，由北京飞回了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是中国最早派遣医务专家团队、最早予以物资支援的国家。其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在欧盟限制医疗资源出口之后痛批“欧洲团结只是童话”，转而向中国求援的演讲视频，在大陆广为流传。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作为已解体的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最主要的一部分，与中国在冷战期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及至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误炸”，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数十人受伤，大使馆建筑严重损毁，“南斯拉夫”、“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这些词汇，更在中国人印象中多了另一层含义。
近期以来，包括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中国内地各大主要资讯平台大量报道欧美疫情。而在这当中尤为特殊的一个国家，便是塞尔维亚。
4月初，在与01记者的对谈中，Slavko以第一身讲述了他作为一名旅华留学生，在被病毒侵袭的母国拍电影的故事——一个充满了误解、沮丧和忧虑的故事。
其记录将分为上下两篇刊布。本篇为第一篇。
COVID-19时代的欧洲生活
说实话，我离开中国后才知道疫情爆发了。从1月1日到13日，我一直在北京的顺义区拍电影。拍电影本来就是一种“自我隔离”。那段时间我们睡在摄影棚旁，就像在邮轮上工作一样与世隔绝：醒来后就去工作，下班后就去睡觉。第一次听说“COVID-19”是1月15日，当时我已在波兰华沙，等待转机回塞尔维亚。但当时我并没有觉得情况很严重。
当我第二天降落在贝尔格莱德的时候，我原以为会被检查，因为我的护照上有中国居留证。但我得到的只是海关入境专员的一个愉快微笑。她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然后说“亲爱的Slavko先生，欢迎回家”。
回贝尔格莱德的时候，我以为会被检查。但海关入境专员只说“亲爱的Slavko先生，欢迎回家”。
不过当我到家时，第一件事就是邻居嘲笑我是否携带冠状病毒。我一心想回家，也顾不上回答这种愚蠢问题。然而我很快就看到了有关病毒的新闻。当时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在武汉出事的时候，我已经在塞尔维亚待了几天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去参加了我表姐的生日。这让我感到超级尴尬。因为平日我经常去表姐家，所以我没敲门就直接进了公寓。大家都有些措手不及。他们开玩笑地讲：“是Slavko！嘿，你染上了冠状病毒吗？”我很不喜欢他们这样问，于是便去找了我的侄女、侄子和姑姑，生日宴会的大部分时间都与他们一起，只是为了避免那些与中国有关的笑话。
当我终于决定加入其他人的聊天时，针对疫情的玩笑便随之而来。我告诉他们不要拿这件事开玩笑。在中国生活了六年后，当他们取笑中国时，我会觉得他们是在取笑我自己的国家。中国人正在因疫情而丧命，他们却在将疫情视作玩笑。对我来说，并不可笑。
中国把我培养成了电影导演，我是在华留学生，我比99%的塞尔维亚人更了解中国人的心态。如果说中国人严肃对待一件事，那事态就真的很严肃了。
因为需要在3月期间拍摄毕业作品，我便去波黑待了一周。我的艺术总监（看待疫情）很认真，他也问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待我回到贝尔格莱德时，刚把车停好，我的邻居就说：“Hi Corona，你回来了！”我只是微笑。
刚把车停好，我的邻居就说：“Hi Corona，你回来了！”我只是微笑。
两个星期后，为了电影的拍摄，Krishna（北京电影学院的印度同学，1月初离开北京）从印度远道而来，尽管他被拦差点不能上飞机；摄影指导Tomek（北京电影学院的波兰同学）带着他的相机从波兰赶来了。但是，意大利的情况愈来愈差。死亡人数迅速增加。整个欧洲都被吓坏了。我的艺术总监不确定他能不能来；波黑的男主角则想让我取消拍摄。可是，我真的不能取消拍摄，更何况，我可能很快就不够钱拍电影了。
我请制片人找寻口罩和消毒搓手液，想分给片场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但他根本找不到口罩。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开始了拍摄。
因为新闻报道，片场的情况很紧张。病毒已经扩散至塞尔维亚、波黑、波兰、印度...... 整个世界都疯了。拍摄最后一天，男主角告诉我一个日期，在这之后他不愿继续工作，要返回波黑。他们的总统当日宣布，将于午夜时分在边境地区搭起帐篷，任何人入境都要在那里检疫15天。去过波黑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夏天，白天温度达到摄氏35度，晚上也需要穿上外套。现在是3月，若你住在帐篷里，最好的情况也只得摄氏10度。所以我没有抱怨，就这样让他走了。
在拍摄期间，只有我、Krishna和Tomek没看新闻。其他人都很害怕，因为政府推出了新的限制措施。而我们三人都曾在北京读书，所以大家也都有些害怕我们。虽然Tomek自11月起就在波兰，Krishna已经在印度待了大约40天，而我也已经在塞尔维亚度过了两个月。如果我们感染了病毒，早就出现病征了。
可是人们真的害怕吗？一切有可能出错的事，都真的出了错。政府要求民众待在家里，但塞尔维亚人没有这个耐心，酒吧里挤满了人。我们在多瑙河边一间公寓拍摄，可以见到河对岸也挤满了人。药房是唯一把疫情当一回事的地方，人们互相对视，就像看敌人一样。你一进药房，职员就告诉你要与他人保持2米距离。
终于，我们拍完了最后一场戏，不知谁说了一句：即使在战区拍电影也比在疫区拍摄更容易，至少，你知道子弹会从哪里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