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觉醒、狂热到成熟　台湾青年“公民”育成记

自去年中，香港持续大半年的反修例风波，被喻为不少香港人的“政治觉醒”，对年轻人而言，更是实实在在的一堂政治课，也让我们每个人对于身处的这块土地，多了一份关心，多了一份思考。政治与我们的距离从没这么近，然而，这亦带来一道反思：香港人对“政治”或者“公民社会”了解多少？台湾走向民主化至今三十年，在塑造如今政治模式的路上经历良多。社会对于政治的认知、参与和讨论程度，也许比我们高。回顾历史，早在数十年前，台湾经历过戒严时代，再到解严、开放党禁及报禁、反对党成立、跟中国大陆时冷时热的关系、数次的政党轮替……到了今年1月，迎来第七次直选总统，选举气氛依然炽热，青年和首投族更是影响今届选举结果的关键。现今的台湾年轻人都在民主逐渐成型的背景下长大，对于政治的关切与投入程度偏高。本专题从投身政治运动的台湾青年、港台两地学者、教育、媒体等多方面，了解台湾社会的政治意识何以形成。

（此为系列报道之一）

在自由空气下成长 运动推动政治热忱

“台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如果说年轻人在高雄或屏东等南部城市要回到台北投票，高铁来回最快也要四、五个小时，要花近三、四千元台币。”去年从国立台湾大学（台大）法律系毕业的林彦廷认为，在选举中投票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可是，对于青年族群而言也非想像中那么容易。由于年轻人往往出外求学、工作，回家交通费昂贵、投票日要上班等原因，降低了青年回到户籍登记地投票的可能。

在过往的台湾选举，“青年投票率低”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民进党副秘书长、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曾指，在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年轻世代在投票意愿、投票率上，皆有“颇大程度的下滑”。然而，2020年总统大选却颠覆了这个趋势。

据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2020年总统大选的统计资料显示，青年选民（20至39岁）约有667万人，占了总选举人数三分之一，其中20至23岁首投族人数共有118万人。多项分析相信，全因“年轻人全部走出来投票”，催谷投票率（总投票率为74.9%），而且因大部份青年选民都支持绿营，40岁以下的选民群体，却有高达72%的人倾向投给蔡英文，造就蔡英文轻松胜选，以史上最高的817万票连任，比国民党的韩国瑜多出二百多万票。

泛绿世代为何站出来？

2020年的青年投票率趋高，不少分析都提到香港“反修例风波”是主要推动因素。不过，不少人忽略的是，2018年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及公投之结果，亦促使很多年轻人觉得“要站出来”投票。

2018年除了有地方选举之外，还有10个公投案，当中5个是跟性别、同志议题相关。由于年轻人是“挺同”阵营的中坚力量，所以，他们手中的票对公投案通过与否非常关键。可是，20到29岁的青年投票率不足六成。选举前，很多年轻选民理所当然地认为，*同性婚姻“入民法”和同性恋性别教育的议案会顺利通过，却没想到双双遭否决。

*注：2018年公投否决了“应该直接修改民法保障同性婚姻（入民法）”的议案。因此，行政院根据公投结果，以“制订专法”方式处理同性婚姻。根据律师吕秋远在《风传媒》刊载文章，“入民法”与“制定专法”原则上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同志婚姻不得收养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子女”。大致上异性婚姻拥有的权益，同性婚姻几乎全部拥有。

这场公投案的期望与现实落差颇大，同时戳穿台湾的世代差异。同志平权只是其中一个反映差异的议题，还有年金改革、转型正义等议题，青年知道手中的选票才是参与建构公共政策的强效工具。两年前得到的“教训”，无疑激起年轻人今届大选的投票意欲。

林彦廷跟同学、朋友组成的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下称青民协），在今年选前筹组了“返乡列车”运动，向外界募款助学生坐上“返乡列车”，回家投票。他们总共筹得约250万新台币（下同，约63.9万港元），协助了约3,500名同学回乡投票。“我们本来只想募资100万元，结果不到24小时就达标了。2018年，我们花了两个礼拜才达标，当时金额也是100万元。”林彦廷说。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随之而来是党禁、报禁的废弛。台湾自1991年正式启动修宪，逐步迈向民主化，政治组织、论政媒体、公民议政论坛在九十年代茁壮成长，加上党内外政治菁英的推动，最终台湾在1996年迎来史上首次公民直选的总统大选。2000年，台湾实现了首次政党轮替，至今已历经三次。

大部份人都将1996年总统直选视为台湾民主化的最后一块拼图。23岁的林彦廷在1997年出生，其成长过程之中，总统都是“投票选出来”的。他形容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呼吸着自由民主的空气”，在家庭和电视媒体的薰陶下，自小便听惯蓝绿之争等高谈阔论。自从台湾解严，每当选举出现，它产生的竞争性、舆论性，总是伴随着屋内的电视媒体而成为焦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不同政治立场的电视台、纸媒亦百花齐放。

“我们家里以前非常爱看电视，所以，在电视新闻媒体的渲染下，我接触到大量的政治讯息，而令我（对政治）感到好奇。”林彦廷坦言，自己现在对政治有如此大的兴趣，家庭因素对他影响非常大，父母在家中都会热烈地讨论时事政治。

我们这群人（大概就是22、23岁，大学刚毕业）有两个特性。第一，官当得多高，也需要听人民的话；第二，自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有政治知识的台湾人看到香港立法会议员被DQ（取消议员资格）等事件，是我们难以想像的。

他又说：“当然，如果我们看到五星旗在台湾到处飘扬，人们说要统一，我们也会同意：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份。”

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这几任总统都是读法律系的，林彦廷回想起小时候有个想法：要让社会变得更好，便需要参与公共事务，修读法律能够助他一把。“我小学三年级就想读法律，当然，那时候只是一知半解。”如今，他觉得受过严谨的法律知识训练，让他更懂客观地看待各种议题。

青年参政催生不同可能

对于台湾这一代年轻人，2010年代是重要的十年：高潮迭起的社会运动及素人参政，为他们带来一场真正的“政治启蒙”。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政治素人如雨后春笋，投入选举、筹组新政党，青年参政成为台湾建制的一股洪流。譬如初期有太阳花学运重要领导者黄国昌领军的“时代力量”，作为分流传统蓝绿二元对立的第三势力。在今次选举中，时代力量取得逾109万政党票，得票率7.7%，稍高于上届的6.1%。

2018年九合一选举时，多名年轻“素人”出选市议员。譬如在台北市，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市议员参选年龄有年轻化趋势，平均是45岁，29岁以下有9人。还有时代力量前党员、现任无党籍立法委员林昶佐、今年首度晋身立法院的新兴政党*台湾基进的陈柏惟等，都是政坛年轻代表。

*注：台湾基进成立于2012年，其总部位于高雄，现任党主席为陈奕齐。台湾基进走本土路线，按照其官方Facebook专页介绍，它的目标是致力于“让台湾更民主、主权更自主、社会更自由，免受中国侵略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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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的陈柏惟击败台中世袭派系对手颜宽恒，成为一时佳话。曾当过电影制片的陈柏惟擅用社交媒体的影像传播力量，在网上迅速取得知名度，令他成功击败集中在地经营的对手。当中，或多或少反映着新世代参与政治的新模式─在网络炒起政治话题。更年轻的林彦廷这次也实现了“不同可能”─在总统候选人名单出炉后，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举办了一场候选人与青年面对面交流的论坛，首次成功邀请所有总统候选人出席。

“年轻人敢冲，原来是有机会加入体制。”去年，林彦廷跟多位二十多岁的朋友撰写了一本“青年政策白皮书”，在能源、国防、教育、文化等不同范畴为政府“出谋献策”。譬如在LGBT政策中要重视多元价值、反核能的环保诉求，实现“智库式”的青年倡议。“总的来说，我们就是凝聚青年对社会议题的看法，让大众知道年轻人不是没有意见，不是只有乖乖读书就好了。”

政治需要勇气，“冲”是“冲”了，当中会有检讨的空间吗？很多人说年轻人参与政治，有时候是被一时激情所带动。林彦廷认为，他们这种参与政治的责任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不能说只有“一时激情”，更贴切应该说成“高峰期”。比如说香港“反修例”事件，就是台湾青年参与政治的“高峰期”。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黄信豪则认为，近年的政治风潮如此盛行，需要一些“特殊的事情”发生。黄信豪举例说，太阳花学运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前一年“*洪仲丘事件”这个引爆点。“因为事件关乎当兵的事情，它跟每个人的生活经验比较接近，所以他的不幸能激起大家的同理心及危机感，年轻人才会那么大规模走上街头。”

*注：2013年7月，陆军义务役士官洪仲丘在退伍前两天死亡，生前疑遭上司处分时受霸凌、虐待。此案掀起台湾社会对军中人权、军队惩罚制度等的广泛关注。案发后，洪仲丘之姊洪慈庸一直向媒体申诉，成为年轻示威者的象征性人物。以年轻人为首的沸腾民怨发酵至翌年初，间接导致3月的“太阳花学运”。洪慈庸在学运后加入新政党时代力量，步入政坛。

在九十年代初，台湾社会解除戒严后，党外人士有机会参与政治民主化改革，议政风气日渐开放，各类型新闻、政论媒体慢慢出现分野，逐渐形成各有各的受众与支持者。虽然这种立场分明的媒体光谱有它们的缺失，却反映着开明社会在言论上的百家争呜。开放公共议题讨论，直接导致2000年代起愈来愈多的民众表达诉求的大小型社会运动，例如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

*注：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于2008年11月来台访问，独派人士示威抗议，警政单位被指不合理使用警权，引发学界及民运人士通过静坐及示威，抗议行政机关及警政单位滥权，并要求立法院立即修改限制人权的“集会游行法”。

继而到2014年初掀起席卷全台的太阳花运动、2015年的反课纲运动，以及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在宝岛掀起的政治余波，各大院校到处出现支持香港示威者的“连侬墙”，蓝绿阵营藉“反修例”互相针砭的意识形态等。

历史背景导向不同目的

谈到香港及台湾年轻人在政治上“互相影响”的问题，黄信豪认为，大约是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后，台湾才对香港雨伞运动有些示范作用，此前两地青年在这方面没太多往来，但两者在政治参与的形式上差别颇大。“从太阳花学运以来，那时候反对的是马英九政府，但最终还是回到体制内。这也显示出我们民主体制的弹性和适应性。但香港就不一样，他们会走到体制外，我觉得这对中共而言也是一个挑战。”他又认为，两地年轻人在政治上始终着重于中国因素。

仔细察看，台、港两地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台湾青年对于威权戒严的过去大多反感，香港青年则普遍对过去英殖时代有“美好想像”。黄信豪认为，台湾年轻人大多成长在民主时期，对威权时期反而没有生活经验，关于这方面的理解多是由教育而来。香港年轻人对于英殖时代的美好，就更是“想像出来的”，因为英殖时代更不民主。

不管你是不是主张台独，大家的共识就是要维持民主体制，这是大家不会有意见的，但香港可能不是这么一回事。相较之下，香港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就更以抗中为目的。

他续指，两地的历史差别对于运动的目的或结果，会有不同的认知。台湾青年的目的在于保卫民主机制，香港青年的目的不尽相同，有人要求港独、有人要求普选、有人捍卫言论自由。“不管你是不是主张台独，大家的共识就是要维持民主体制，这是大家不会有意见的，但香港可能不是这么一回事。相较之下，香港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就更以抗中为目的。”

他又认为，香港是一个高度流动性的社会，若家庭经济条件不俗，可能在1997年前已经移民。台湾毕竟流动性没那么强，还处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大多数人还是在这里成长、受教育、生活，这种流动性亦影响到人们关心一块土地的多与少。至于政治成熟不成熟的问题，黄信豪认为，绝对成熟的政治参与应是民众对于公共领域的事务都感兴趣，“从社区、到学校、到公司再到国家等，台湾也没做到这样，我想香港应该更差。”

上文节录自第205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16日）《由觉醒，狂热到成熟　台湾青年政治意识如何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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