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碰埃及的水”：欲独占尼罗河的古老霸主

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曾形容“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一语道出埃及文明的命脉全维系在这条世界最长河流之上的事实。
但自从美国介入调解的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谈判于2020年2月底破裂后，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对于尼罗河用水权的争端愈演愈烈。

埃塞俄比亚外长安杜拉乔夫（Gedu Andargachew）于3月警告美国勿影响谈判结果，更不接受“谈判已经完成”的说法。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Sahle-Work Zewde）亦于3月4日启动一项筹款计划，打算让复兴大坝提前完工。

至于埃及，则坚持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已达成协议（纵使埃塞俄比亚缺席），总统塞西（Abdel Fatah El Sisi）还于3月3日举行军事会议，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向埃塞俄比亚摆出不惜一战的威吓姿态。

这种表态并不罕见，塞西于2017年就说过“没人能碰埃及的水”。2019年9月塞西甚至于联合国演说时称“虽然我方承认埃塞俄比亚的发展权，但尼罗河水是生活议题，是埃及的生存问题”，扬言不许埃塞俄比亚未经同意就开始大坝的填充工程。更骇人的是，早在2012年维基解密（WikiLeaks）就披露过，苏丹前总统巴希尔（Omar al-Bashir）于2010年秘密同意埃及于国内库尔希（Kursi）修建空军基地，预备在同埃塞俄比亚谈判失败后，直接向大坝展开攻击。

在古代，古埃及人不时讴歌尼罗河的哺育，更重视掌控尼罗河流域，更将国家命名为“Kemet”，便是指尼罗河泛滥后淤积的黑土。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麦伦普塔赫（Merneptah，公元前1213─前1203年在位）被比喻“你是尼罗河”；第二十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III，公元前1186─前1155年）也被称颂“你就像尼罗河流过，在你的周围都得以获得滋润”。由这便可看出，国家王权与尼罗河之间的依存关系。

但凡有心理政的历代埃及统治者，无不致力将尼罗河流域的领土、奴隶、黄金、象牙全囊括殆尽。尤其当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奥斯曼帝国将领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 al-Mas'ud ibn Agha，1769─1849年）统治埃及后，更从1820年开始派遣大军展开对苏丹的血腥征服，并修筑一连串运河与堤坝和推广种植棉花，以替他的工业化强国梦累积资本。虽然最后阿里的心血因欧洲列强压制而失败，但埃及在他的经营下人口翻了好几倍。在19世纪即将结束时，尼罗河三角洲的居民已增加到超过1,000万人，这既是充沛的劳力资源，亦是沉重的都市化负担。

因此当英国正式殖民埃及后，不但承接埃及对尼罗河的整治需求与传统野心，还挟着帝国主义的资本与科技优势，向更广泛的地区施加更严厉的水资源管制。1891年，英国以埃及与苏丹宗主国的身分，同代表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签署《在东非划定各自势力范围议定书》（Protocol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taly, for the Demarca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East Africa, from Ras Kasar to the Blue Nile），规定不得于埃塞俄比亚阿特巴拉河（Atbarah River）筑堤坝阻止河水流入尼罗河。接着当被誉为“东非水塔”、又是尼罗河最大支流青尼罗河发源处的埃塞俄比亚摆脱意大利后，大英帝国的压力随即又迫使其签订条约，同意“不会在青尼罗河、塔纳湖（Lake Tana）和索巴特河（Sobat River）修建任何工程”，就此丧失自主开发境内尼罗河流域的主权。

随后埃及虽于1922年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但为了抵制英国在苏丹的殖民影响，埃及又与英国谈判如何分配尼罗河水。故于1929年埃英签订《尼罗河水灌溉协议》，承认埃及对尼罗河具有“天然和历史的权利”，同意埃及每年可享有480亿立方米水量，苏丹则使用40亿立方米。最重要的是，埃及利用“天然和历史的权利”条文，取得对英国殖民范围内有可能损害埃及利益的工程的否决权。

尽管1959年埃及与苏丹又签署新的《全面利用尼罗河水协定》，让埃及用水量跃增为555亿立方米，苏丹也得到185亿立方米的使用权，但这些新协定仍植基于英埃共商的基础上，彼时尚处于英国殖民之下的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根本无权置喙；即便独立后，埃及也拒绝以平等精神重新谈判水资源的分配。而东非诸国也长期因内乱或缺乏科技实力的缘故，根本无力开发尼罗河水资源。因此可以说，埃及利用大英帝国的殖民权威，以及其余东非殖民地被剥削统治的后遗症，维护甚至强化了自身对尼罗河流域的传统优势。

但在埃及来看却是另一番光景，因为苏丹本是穆罕默德‧阿里辛苦打下的果实，故英国对苏丹的占领与尼罗河的操控，实乃帝国主义欺凌的伤痕。加上埃及前总统纳塞尔（Gamal Abdel Nasser Hussein，1918─1970年）在冷战年代面对西方压力，美国撤回原本提供用以修筑阿斯旺大坝（Aswan Dam）的款项后，令纳塞尔气得扬言徒手也要造出来，随后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与向苏联借款以筹措资金，结果引发英、法、以色列三国联军于1956年入侵埃及。因此尼罗河与阿斯旺大坝、苏伊士运河一样，不仅是埃及人民的生存基础，更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伟大象征，绝不容侵犯分割。

讽刺的是，当饱受战乱与贫困多年的埃塞俄比亚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于1997年制定“千禧年计划”，并于2011年宣布复兴大坝将开工时，立刻引起埃及与苏丹的抗议。对埃及来说，埃塞俄比亚此举已然挑战自己对尼罗河的垄断地位。但埃塞俄比亚也同样不满，自己早在1997年就有修建大坝的目标，但始终受到埃及掣肘，若非2011年阿拉伯之春导致埃及动荡，哪有机会开工？何况埃及与苏丹瓜分尼罗河水的协议，根本是英国殖民遗产，埃塞俄比亚自始至终都没同意，故岂能就此剥夺自身追求现代化发展的权利？

为了抵销埃及的实质性监督，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等国于1999年组成“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The Nile Basin Initiative），2010年更推出《尼罗河倡议合作框架协议》（Nile Initiative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然而埃及与苏丹始终强烈反弹，埃及外交部长艾哈迈德（Ahmed Aboul Gheit）还干脆断然宣布“任何尼罗河流域上游国家签署的单方面协议对下游国家都没有效力，而且缺乏合法性”。此外，埃及还屡次施压国际金融机构，阻止埃塞俄比亚取得开发尼罗河流域所需的资金。也因此，复兴大坝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同样具备民族复兴的特别意义，尤其在2018年大坝工程负责人贝克莱（Simegnew Bekele）遭枪杀后更形强化。

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的这种对抗情绪，委实是第三世界的悲哀。因为双方都受过帝国主义伤害，也都为了迈入现代化国家行列而奋力建设，但埃及却反过来利用殖民遗绪否定埃塞俄比亚的生存权，而理由亦是冠冕堂皇的捍卫埃及安全。更让埃塞俄比亚气愤的是，在军事与经济领域享有优势的埃及，竟还刻意引入美国充当调解人，不啻是要施加更猛烈压力逼自己屈服。

但埃及却又认为美国的助力不够，甚至有人怀疑美国是否有意拖延谈判，好让埃塞俄比亚从容完工，令埃及再也阻止不了大坝落成。不过美国为了拉拢埃及配合与以色列的“世纪交易”（Deal of Century），已尽力迁就埃及的主张，这从埃塞俄比亚退出华盛顿会谈后，美国仍片面宣布已用“平衡与公正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可见一斑。而自美国利用埃及的地缘作用来配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动机来审视，又可见到强权操弄的烙印，令相隔千里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命运彼此相扣，一切均系于列强间的利益交换。

因此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乃至所有尼罗河流域国的竞争，其实是第一世界宰制的另类缩影，这令发展中国家只能彼此仇视抗衡，造成“南南合作”的理想破碎。且埃及引入美国压迫埃塞俄比亚的行径，更是对自身反帝历史与其他争取独立国家的斲伤。

此外，尼罗河因气候暖化的缘故正面临干涸与盐碱化的危机，使埃及为了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更加紧攫取尼罗河水资源，甚至早已超过1959年协议里规定的使用量。但气候暖化的成因，西方工业国家实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只是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无力逆转这进程，只能选择吸收这苦果并相互诿过与争抢资源，这更凸显第三世界的依附性。所以一段尼罗河争夺史，投射的既是民生问题，亦是地缘政治，更是第三世界欲摆脱边陲地位、却又无可奈何地陷入彼此相杀的悲哀螺旋，没有任何国家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