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女童丑闻导演获奖：在法国水土不服的Me Too运动

2017年12月，五位黑衣女子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并以“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之名，受封2017年年代人物。立于中位者，便是率先实名控诉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女演员，艾殊利・朱迪（Ashley Judd）。

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好莱坞知名制片人，曾监制过《写我深情》（Shakespeare in Love，中国内地及台湾译《莎翁情史》）等知名大片，但比起这个，他在2017年后又多了个“响亮”名号－“荷里活淫魔”。朱迪（Ashley Judd）于2017年10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惊爆20年前韦恩斯坦曾在酒店房间对其性骚扰，接着影视圈诸多女星陆续出面作证，揭露韦恩斯坦30年来的不堪犯行，受害者不乏安祖莲娜・祖莉（Angelina Jolie）、桂莉芙・柏德露（Gwyneth Paltrow）和伊娃・格莲（Eva Green）等一线明星。在多达90位女子控诉下，韦恩斯坦被一状告上法庭。经历2年缠讼后，纽约法院终于在今年2月24日判处其2项性犯罪成立，等待韦恩斯坦的将是5至29年的有期徒刑。

然而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国，类似脉络却引发了一场异色风暴：当地时间2月28日，被控性侵女童的著名导演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以新片《我控诉》（J'accuse）荣获凯撒奖“最佳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虽引发颁奖现场多位女星离席抗议，却无法颠覆其获奖结果。

法国这种区分“个人”与“作品”的评审标准，不只体现其殊异的文化性别观，也模糊了欲望与性暴力的界线，更为其招致不少争议与谴责。然而此情此景并不陌生，早在韦恩斯坦案发生之际，法国便曾出现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反思声浪。

一百位法国女性对# Me Too的抨击

当年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韦恩斯坦案后，首先于Twitter上使用#Me Too#标签，呼吁曾受性侵犯或性骚扰的女性打破沉默，出面发声，好让世界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两个单字最后席卷全球，为各国女权运动所用，成了反性骚扰的代名词，直至今日。

然而，面对此波运动，法国却出现了不以为然的声音。2018年1月9日，100位法国知名女性共同署名，于《世界报》上发表公开信，批评荷里活如今已受#Me Too#政治正确审查，并认为这种网络的“快速正义”，以及对追求与调情的“矫枉过正”，终将混淆女性主义的真正要义。署名者包括记者佩吉・萨斯特（Peggy Sastre）、畅销书作家凯瑟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精神分析学家萨拉・奇切（Sarah Chiche）、演员凯瑟琳・罗伯－格里莱特（Catherine Robbe-Grillet），甚至还有知名女星嘉芙莲·丹露（Catherine Deneuve）。

想当然耳，这封公开信受到世界与法国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抨击，双方主要争点在于，联署公开信者认为“性侵害是重罪，但持续或笨拙地追求女性无伤大雅，献殷勤也是人的自由”；然而批评者提出反驳“由社会整体文化结构观之，男女在性自由上从来不平等，求欢自由往往是男性才有的特权，这背后暗藏的性别不平等，不该被浪漫化”。而这其中关键的“女性性自由”，则牵扯出法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女性主义思潮的代际与阶级之争。

法文中有个词，叫“galanterie”，即为英文中的“gallantry”，有英勇、骑士精神之意；但其在法文中还特指男性对女性的“献殷勤”、“绅士礼节”，故而通常写作“galanterie française”（法式英勇）。这种两性互动型态源于法国文化的深层混血感，即地中海大男人主义（machismo）与北欧的冷漠相互交融，让公共场域的情欲流动成为一种社交礼节，更透过12世纪宫廷爱情、17世纪沙龙聚会的长期催化，演变为法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甚至被文学与艺术作品升华成美学。

然而这种“男性得以追求女性，女性也有回应与驯服男性欲望义务”的关系，看似浪漫，却只有男性能担任追求者，若由另一个角度言之，这不过就是相对仁慈的性别歧视。故到了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法国妇女开始反击，要求争取“女性的性自由”，这其中不仅包含主动调情的自由，也涉及身体自主权，故而有了1971年的《343宣言》（Manifeste des 343）。这场景与2018年的百人联署十分类似，当时也有343名法国妇女在《新观察家》杂志上发公开信，曝光自己的堕胎经验，以要求堕胎合法化，德纳芙就是其中一员，女权运动代表性人物、法国大知识分子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也名在其列。

若由此般脉络来看，法国在近半个世纪后对#Me Too#的反思，其实是延续了波娃这派的左翼知识分子女权观，其首先同意女性可被视作性客体（objet sexuelle），但也认为男性可以是女性的性客体，成为性客体是所有人的自由。故像#Me Too#运动这种强调两性互动规范与界限的主张，自然被其视作禁欲的清教徒思想，并认为这是要藉互联网与美式话语霸权优势，前来对法国进行文化清洗。

性自由能否成为文化人的保护伞

但波娃与丹露这派法式女权观，终究受到世界与国内其他女权份子抨击。因其虽主张两性都有调情、献殷勤的性自由，却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一旦双方处于权势不对等的情况，这种性自由的天秤转瞬便会倾斜，最后免不了成为某种形式的性压迫；而这些联署的女性之所以不甚重视、甚至不曾考虑这点，主因还是在于，她们全都出自菁英与知识分子阶级，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与话语权，故而较难预见阶级差异对性自由的介入与操纵。

倘若今日情境如下，有位男导演对女演员递出了情欲邀请，虽说这也是个人的性自由，但此般互动是否还如信中设想的，那样纯粹、天然、无染？甚至倘若导演是个成熟男性，演员却还是个未成年女童，那么性自由与恋童癖、猥亵儿童的界线究竟在哪？

而不可否认的是，法国艺文界确实就是长年被这种知识分子的菁英基调所宰制，且几乎全界高层、有力人士都在此基础上有着无声的共识－即便导演有私德上的瑕疵，但这毕竟是其私领域的事，人们不该无限上纲，以此抵制或审查其艺术创作。

故而这几年，即便陆续有5名女性以实名或匿名形式，指控法国名导洛・比桑（Luc Besson）对其性侵或性骚扰，其作品仍大受欢迎；活地・亚伦（Woody Allen）因被养女控诉猥亵而在美国遭遇抵制，其新作到了在法国却如常上映，且丝毫不受舆论批判；法国名导布里索（Jean-Claude Brisseau）为满足个人私欲，强迫女演员试演情色镜头，被判处一年监禁，缓期执行，却还有百名法国电影人发表公开信，表示布里索“只是个受伤的艺术家”。

但这样深水静流的风气，近来却因女星艾狄・夏妮（Adèle Haenel）的自白，而起了些许涟漪。如今的夏妮因《浴火的少女画像》享誉全球，其虽才31岁，却已两度荣获凯撒奖，并有16部电影入选康城影展（Festival de Cannes）；但在去年11月4日，其才刚委托法国独立媒体《一方报》（Mediapart）调查，进而曝光自己在12到15岁担任演员时，遭到导演卢基亚（Christophe Ruggia）长期性骚扰的往事。

长年以来，卢基亚在法国影坛的人设都是极具风骨的左派知识分子，不仅参与救助难民等各类政治维权活动，也被视作夏妮的艺术启蒙恩师。然而，面对夏妮的指控，卢基亚却以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自居—“我只是爱上了自己的作品”，显然试图替猥亵女童的罪行开脱。然而这次他的运气没几位前辈好，由于《一方报》提出的访谈等诸多证据十分充足，故其最后被检察官起诉，也连带让“波兰斯基争议”重浮水面。

1977年，导演波兰斯基在美国被控性侵13岁少女，最后其只承认“与未成年人非法性交”，却否认有使用毒品与酒精迷昏少女等指控，并在1978年潜逃法国，从而为当地电影界和知识分子所庇护，甚至还能于2002年，以《钢琴战曲》获得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法国各界人士力挺导演的辩词大抵不离以下思路：他或许性侵女童，但作品本身却是无辜的；我们不是当事人，很难了解来龙去脉；事隔多年，难道社会还不能原谅他？诸如此类，族繁不及备载。然而今年夏妮带头起义后，其作品《我控诉》在法国各地上映便受到诸多抵制，片方也取消了针对波兰斯基的诸多媒体访问。

但抵制归抵制，《我控诉》在法国票房依旧长红，甚至入围有法国奥斯卡之称的凯萨奖，勇夺12项提名，并在近日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两大冠冕，夏妮当场愤而离席。讽刺的是，波兰斯基以“典礼已成为公开私刑”为由，拒绝出席；颁奖人也不敢直接念出波兰斯基的名字，而是以称号“Atchoum”代替（“Atchoum”是《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某位刻薄的小矮人）。整场典礼就这么在尴尬中结束，却不影响其获奖事实与资格。

事情发展至今，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卢基亚会被起诉，是因为控诉者是影坛知名女演员，且导演最近也没拍什么好作品，人脉更不像前辈这般广阔，故而夏妮能获取个人胜利；但整个法国影视圈、乃至于社会整体的风气却没有因此地动山摇，像波兰斯基这种大导演，仍能呼风唤雨、名利双收。比起满身的灿烂荣光，那些抗议与抵制的吼声，不过就是些螳臂挡车的小杂音。

从法国的反#Me Too#公开信、夏妮控诉到波兰斯基再获奖，法国的女权、性别与自由主义派系相互撕扯、断裂，但最终仍维持了稳固的上层结构。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当年#Me Too#运动传入中国时，自由派的刘瑜教授虽肯定此发展，却也提出诸多疑虑，并将其比作“大鸣大放大字报”，因而受到许多自由派同志的抨击。

究竟是还被害者一个公道，还是矫枉过正，这似乎是女权与性自由的亘古辩题。情人交往，当然不可能全都是双方地位纯然对等的状态，也不能因此全扣上性压迫的帽子。但法国的情况却是，即便面对波兰斯基这种极端案例，社会与文化圈仍以性自由之名，默许甚至褒扬其作品。即便夏妮的控诉直指法国性别文化核心、甚至也揭露电影界长年被年长白人男性宰制的沉疴，但艺文圈默契依旧，无论其指控多么有力，仍是撼不了风花雪月世界里，那迥然异色的伦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