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迷惊魂——波兰斯基电影中作家的困局|朱珏瑾

撰文: 朱珏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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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85岁的犹太裔导演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还在孜孜不倦地写剧本、拍电影,很了不起。他十年前拍过一出《影子灭杀令》(The Ghost Writer, 2010),主角是一位藏于幕后,以帮人代笔为生的所谓“幽灵写手”,这次在新戏《狂迷惊魂》(Based on a True Story, 2017)中,幽灵写手的形象再次出现,并真的显出了幽灵(Ghost)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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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斯基从年轻时就著迷于呈现暴力、幻想,人与心魔对抗,封闭在其中并不断下坠的过程。想一想他六十年代最经典的《冷血惊魂》(Repulsion, 1965),精神分裂的Carole就是一步步被孤独和性压抑吞噬,在疯狂杀人之后才获得片刻宁静。波兰斯基同时期另一套惊悚戏《魔鬼圣婴》(Rosemary’s Baby 2014)也刻画了一个深陷压抑噩梦的女子Rosemary。七十年代,波兰斯基在他自己导演的《怪房客》中演了一位来自异乡,被大都会排挤,逐渐自我隔离的绝望年轻人。这些人一方面在努力维持外表看起来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在隔绝的环境中开始不自觉地以窥视者的目光审视自己,令现实中的“我”成为被异化,被控制的他者。这一体验好比“我”在望向镜中自己的影像时,赫然发现其实是镜中人在望著镜外的自己。镜中的像既饱含了“我”对自己的想象与期待,折射而返的目光又重新追逐并包围镜外的“我”。观看者变为了被观看者,目光让“我”如此不安,感到一种被监视的痛苦,如同无处不在的道德枷锁,压抑产生了,癫狂也随之而来。

波兰斯基导演《怪房客》(1976)

“镜中人”无疑才是闯入人精神世界的“怪房客”,也是将人与外部世界阻隔开的一座看不见的牢笼。

拉康在镜像阶段的理论上,表明人在婴儿时期通过“镜子”才确认了自我的存在,即“自我”其实是种建立在“注视”之下的虚假构建。

约翰·伯格在《约定》中提到“精神分析学极大地影响了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而精神分析真正开始对电影产生影响,正是在波兰斯基崭露头角的六十年代。拉康在镜像阶段的理论上,表明人在婴儿时期通过“镜子”才确认了自我的存在,即“自我”其实是种建立在“注视”之下的虚假构建。在波兰斯基的电影里,即便主角早已离开婴儿时期,其对“自我”的确认依然不是来源于直接的感受——主体是缺席的,他无法真正感受到自己,所有对自我的判断都来源于代入了客体目光之后的观看。

回到电影《狂迷惊魂》,作家Delphine的镜像化身为由Eva Green饰演的Elle。你看见她,实际上就是看见了Delphine隐密的内心世界。Elle看起来完美得很,却隐隐带著一闪而过的阴森感,让观众一度分不清她究竟是敌是友,好像波德莱尔曾经问过的那样——

美,你究竟来自天空,还是出自深渊?

因为她既集合了人美好的幻想,又投射出人的深层恐惧。幻想中的自己该是甚么样子的?Delpine在一开始就说了出来——

为甚么你任何时候都是光彩照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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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作家的内心也会渴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有著和明星一样夺目的外表。除此之外,Elle在发现家中的榨汁机坏掉后,可以即刻砸坏它,第二天就买回一个全新的。她随心所欲,无所畏惧,高效不拖延,应付外在事务更是得心应手。最重要的,她拥有一个作家求之不得的宝藏:丰富,且极具戏剧性的个人经历。

这个人物显示出了与“镜子”意象重叠的特质。她冰冷、耀眼、锋利,行为上有著不留余地的果决,但同时她也是虚假的。她的形象愈强大,愈逼得镜像外的“我”于阴影下不断收缩。这段此消彼长的关系展示出人内心艰难斗争的过程。软弱与自尊几乎是人无可救药的心理缺陷,寻求“注视”就是最简便,也最接近本能的救赎之道。

这出戏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作家的创作困境——即是否要以袒露自己真实的内里为代价,去丰富作品的内容。无疑,这是所有创作者都会遭遇的矛盾。

剖白自己需要极大的勇气。没有人愿意出卖生命中真正黑暗的时刻,可创作的源泉又必然来自自身最为深刻的体验。在这痛苦抉择的困境中,虚构的Elle出现了。她鼓励作家去坚定地向内挖掘自己,而作家却妄想隔岸观火,悄悄窃取Elle的故事为小说题材。若我们想到波兰斯基早年极为不幸的个人经历——母亲亡于二战纳粹集中营,怀有身孕的妻子在家中被谋杀惨死,便不难想像这种创作的矛盾定是他曾经无数次拷问过自己的声音。

经历苦难是不幸的,过早经历苦难却是不幸中之大不幸,因为从那以后,每当痛苦稍有迹象,他都会第一个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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