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阿拉伯之春．突尼斯篇】仅有半块面包　仍为下一代争取民主

中东，在地缘政治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由地中海以东的黎凡达地区、阿拉伯半岛，以至北非的伊斯兰国家，政治、文化、宗教既有其相似性，亦有所不同。2011年初开始，一场后来被形容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席卷中东多国：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这股浪潮是对主宰中东数十年的军人政治、专制政体的冲击。在成功推翻独裁者后，这些国家都在尝试建构新的民主管治模式。九载过去，最先爆发“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民主进程最为顺利，但经济民生却没有改善；埃及经历民主选举及政变，最终又换来“民选”的军事强人专政；利比亚两大派系军阀激战多年，各国介入下会更加混乱，还是停火在望？
至近日，中东地区东端的伊朗再次成为风眼——美军击杀伊朗“第二号人物”，以至伊朗误击乌克兰客机，差点再引爆一场中东战争。过去两年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下，伊朗民间已在酝酿动荡，如今更爆发“反美”、“反政府”双重示威，反映着这个神权与民主兼备的治理模式受到考验。阿拉伯之春没有完结，也没有答案，只提供了反思，让中东国家各自摸索治理模式。

【后阿拉伯之春】系列

“在革命之前，即使在同一家庭里，也没有人会讨论政治。我们只会讨论足球。”36岁的阿卜杜拉（Achref Ben Abdallah）认为2011年茉莉花革命，唤醒了突尼斯人的政治觉悟。

这些年披拂北非及半岛地区之芸芸变革当中，突尼斯被视为是经历阿拉伯之春以后，唯一能够走上民主改革轨道的阿拉伯国家。突尼斯之所以与众不同，成功摆脱强人统治阴霾，背后得力于各方坦诚相对的善意磋商，才能顺利过渡民主转型。

阿拉伯之春已过去九年，突尼斯的成就令人惊喜。大中东变天，它正是点燃燎原之火的原点。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贩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在摆摊时遭警察恶意对待，其后在政府大楼面前自焚。事件激发民众对该国独裁政府的怨气，引致了席卷全国的茉莉花革命，并且迅速散播至阿拉伯各国。

独裁总统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被推翻，突尼斯虽然出现过2013年的宪政危机、保守伊斯兰势力针对反对派的刺杀行动、2015年震惊世界的＊连环恐怖袭击……于民主改革路上荆棘满途，但最终，突尼斯成功制定新国家宪法，顺利完成民主过渡，并分别于2014年及2019年诞生了两位民选总统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和赛义德（Kais Saied），实行了民主政制，总算为邻国树立起民主革命的成功楷模。

2015年连环恐袭：2015年3月18日，武装分子先后攻击突尼斯议会及巴尔杜国家博物馆，造成22人死亡，包括20名外国游客。三个月后，度假胜地苏塞（Sousse）的帝国马哈巴饭店发生枪击案，38人死亡，绝大部份是外国游客。极端组织ISIS对两宗袭击案均承认责任。

终点线前的荆棘碎石

本阿里下台后，政治光谱上各端的世俗派和宗教团体热衷投入政治，大家都期望突尼斯能有一番政治新气象。可是，茉莉花革命之后的路并不平坦。突尼斯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上遭遇不少难题，威胁到革命后的政权过渡。

在茉莉花革命后，于2011年进行的制宪议会选举（Tuni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election）中，温和派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党（Ennahda）胜出，成为第一大党，但随后一直被批评对付伊斯兰极端组织过于软弱。寻求在国内推行伊斯兰教法的萨拉菲（Salafi）保守派穆斯林团体伺机而起，其主要组织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Ansar al Sharia）卷入多宗暴力事件，包括2013年暗杀民主爱国者统一党（Democratic Patriots' Unified Party）的政客贝莱德（Chokri Belaid），以及人民阵线党（People's Movement）的创办人布拉米（Mohamed Brahmi）。两名被暗杀的政客所属的反对派政党随即发起抗争行动，要求政府集体总辞。这最终导致民选制宪议会在同年8月停止运作。

然而，这波宪政危机幸得公民社会自发组织对话平台—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集团（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透过会议化解分歧，从而制定新宪法。制宪议会在2014年1月通过新宪法条文。新宪法订明总统任期限于两届，每届任期五年，日后禁止延长总统任期，或容许连任多于两届。

突尼斯于同年正式选出新总统埃塞卜西，并实现执政党轮替。全国对话四方集团亦在2015年获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这些都是突尼斯人过往在法国殖民统治和独裁者专政之下从没经历过的。

种种难关过后，现今突尼斯总算顺利实现民主转型。去年10月，法律教授赛义德顺利在大选中当选，成为当地实行新宪法后的第二位民选总统。

突尼斯与伊斯兰：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突尼斯国教，总统必须为穆斯林。但在突尼斯1956年独立，废除君主、改行共和制以来，已是相当世俗化及亲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国内逾九成半国民是逊尼派穆斯林。建于698年的宰图纳大清真寺（Al-Zaytuna Mosque），开办了伊斯兰历史上其中一间最古老的大学。2011年本阿里下台后，伊斯兰派别纷纷投入民主改革进程，温和派复兴运动党更在首次选举中取得大胜。

反思信仰与政治关系

本阿里下台之后的政权过渡期间，多个温和派、保守派伊斯兰团体出现政治争斗，令到阿卜杜拉对伊斯兰政治团体产生反感。他认为，在后革命时代，第一个取得政权的是伊斯兰党派（复兴运动党），但是，他们没有专注解决经济问题，反而利用人民的信仰去巩固自己的政治实力，提出一些假象，譬如“伊斯兰身份认同正在消殆”云云，从而操纵人民。

“他们没真正为人民做任何事。他们唯一希望得到的是长期掌握权力。”阿卜杜拉说。他特别提到，2013年影响突尼斯政局的两宗涉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反对派遭刺杀事件，几乎导致突尼斯再度分裂，断送茉莉花革命成果。这些事，都令到他重新思考信仰、政治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因此他认为，这场革命改变他的，不只是政治意识的提高，还有一些对信仰的反思。阿卜杜拉坦言，在2011年之前，已经对信仰有一点疑问：信仰是否回答现实生活中所有问题的最佳答案？他对此充满疑惑。“但革命过后，我开始有勇气去面对它们。”阿卜杜拉自出娘胎已是个穆斯林，但他现在自称是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

＊不可知论：一种怀疑主义哲学观点，论者认为，人无法知道来世、鬼神是否存在。与无神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承认或否认神的存在，只是认为人根本无法知道其存在与否。

过去九年来，突尼斯人对于国家治理模式，以至宗教信仰都有了深切反思。然而，当日促使小贩布瓦吉吉自焚的其中一个原因—生计问题，似乎未有重大改善。

2018年12月24日，在突尼斯西部城市卡塞林（Kasserine）的32岁记者卓奇（Abdel Razaq Zorgi），因为不满社会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自焚抗议，最终身亡。他在自焚前提到，当地爆发茉莉花革命后，国家经济依然没得到改善，故想以自焚“再引发起一场革命”。

自焚这一抗命标志，对突尼斯国民来说尤为冲击—毕竟当年的茉莉花革命也是因这点火燃起。这一次记者自焚，再度引发各地连串示威，民众走上街头，控诉茉莉花革命后的民选政府没能妥善搞好经济。

民主不等于会发大财

在本阿里时代，低下阶层生活艰苦，阶级流动僵化。然而，现在经历过茉莉花革命、总统换人之后，经济却没有很大的改善。阿卜杜拉认为，这导致不少年轻人对国家感到失望，有些甚至选择出国谋生。

根据国家统计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的数据，在本阿里下台前的2010年，突尼斯的全国失业率介乎13%。然而，“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失业率，却比本阿里时代还要高。2011年以后的失业率，基本处于15%以上，其中2019年则维持在15.1%。世界银行的数据亦显示，突尼斯于2018年的人均生产总值比2011年下降接近两成。所以，在经济范畴上，突尼斯新政府这九年来给了一份颇糟糕的成绩表。

阿卜杜拉在突尼斯一间美资公司担任工程师，收入稳定，但他与妻子刚刚诞下女儿，生活成本相应提高不少。国民生活捉襟见肘的苦况，他也感同身受。

茉莉花革命后的突尼斯，好像印证了一种东西：民主不能带来面包。但是，虽则要付出只剩下半块面包的代价，但可换来被赋予选举代议士的权力、随心所欲谈论政治的自由。

“以前，当说起安全、舒适而廉价的生活，我便会很快乐。但现在，令我更快乐的，是当我们说到表达自由、民主价值的时候。”这半块面包，阿卜杜拉觉得吃得很滋味。

“今天的日常生活没有比之前更加好过，主要是因为物价（上升）。”但对阿卜杜拉一类中产家庭来说，政府认受性、民众政治参与度等，是为着下一代的前途。“革命以前，大家在这方面（全民议政）是想也没想过的。”阿卜杜拉说道。“革命之后，政治就变成了我们突尼斯人谈天的主要话题。”

也许阿卜杜拉的想法，仅能代表生活在首都的一群中产阶层。很多草根阶层，尤其生活在内陆城镇的居民，早已对革命后没见起色的低迷经济累积很大怨气，否则，去年的记者自焚事件，就不会引致那么多人再次上街抗议。

但是，突尼斯人现在有着为人民负责的代议士、一定的政治参与度，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观乎邻近北非及阿拉伯国家的窘态，这个位于北非一隅的地中海小国，算是表现得很出色了。

上文节录自第19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20日）《阿拉伯之春　那场结局迥异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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