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红袍的控诉 “侍女”示威此起彼落代表着什么？（上）
一群女士身着血红斗篷、纯白头罩，在悠悠蓝天下格外夺目。这一幕出现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她们不是在拍戏，而在示威。两个两个并排，低着头列队前行，把小说里的情节模仿出来。无言无语，却是对社会一出深切的控诉。
以上场景所呈现的小说情节来自加拿大女作家Margaret Atwood于1985年出版的小说《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该书改编成同名美剧，去年上映第一季立即掀起全球狂热，横扫最佳剧集等多项艾美奖，连带原著小说一跃成为全球畅销书。该书将故事背景设定于2020至2030年间，描述美国经历内战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激进份子发动恐怖袭击，弑杀总统夺权，建立极权的“基列共和国”（Republic of Gilead），使美国演变成一个宗教极端保守的父权社会。
血色子宫般的产子机器
基列国的女性权利遭彻底剥削，失去一切自由，也不能拥有名字。在环境污染导致不育的情况下，仍具生育能力的妇女被分派到主教家庭，称为“侍女”，须定时在夫人面前与主教进行性交仪式，只有产子才有机会生存下去。剧中女主角就是一名叫Offred的侍女，意即Of-Fred（属于主教Fred），念起来也似offered（奉献）一词。侍女穿血红色衣服，让她们无法逃跑，也如同女性子宫一样象征生育，白头罩是仿照荷兰女仆的模样；夫人则穿珊瑚蓝，代表圣母。不育的女性被称为“unwoman”，会被送到殖民区清理辐射废料。
《侍女》书早在33年前就面世，美国影片串流平台Hulu的全新改编同名电视剧集，却使它成了迟来的大热。不少人认为，剧集刚好在美国进入“特朗普时代”之际上映，显得相当讽刺，更有指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小说的销售量暴增200%。剧中许多令人不寒而栗的情节，引起广泛共鸣，当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女性权益。
剧中女性成为生育机器，其实反观现实中一些较保守的社会，生育权也不尽于女性手上。阿根廷参议院于8月9日投票，最终否决妇女怀孕14周内堕胎合法化，维持原有法则，即除了因奸成孕及母亲生命受威胁外，出于其他原因的堕胎手术均属违法，给这群“侍女”浇了一盘冷水。堕胎合法化一事，近年在当地引起巨大分歧，“拥护选择权”（Pro-Choice）与“拥护生命权”（Pro-Life）两派对立，甚或有人形容是阿根廷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垒。
在这个拉丁美洲天主教国家，每年有多达35万宗非法堕胎。据国际特赦组织统计，该国过去25年逾3,000名妇女因不安全的堕胎程序而丧命，文章开端提及的侍女上街游行，就是为了争取女性的生育自主权，不欲成为“Offred”。
不只堕胎问题
类似的“侍女”游行或“侍女”示威，其实早于去年已在美国零星出现，随着剧集红遍全球，示威已无分地域，也不限于女性生育权问题上：除了上述的阿根廷外，伦敦有反特朗普访英的侍女游行；爱尔兰有“拥护选择权”示威；而在4月的哥斯达黎加总统选举次轮投票时，则有“侍女”现身票站，抗议父权主义及捍卫国家的自由、民主；在7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特普会”外，也见到她们的身影。她们通常都沉默低着头或是并排地游行，就似书中描述情节，侍女都被规定一双一双地出行，互相监视。
作为小说背景的美国更是处处都见“红袍子”，Margaret Atwood在今年较早时一个访问中说，“我们还没活在基列国之中，但（美国）已有一些基列国的特征出现了。”今年6月，便有数十名“侍女”在美国国会山庄外游行，反对共和党的医保法案；费城7月也有数十名“侍女”，向到访当地的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示威，示威者不满彭斯反女性及反性小众（LGBT）权益的立场，称他是“现代最危险的反动份子之一”。
我撰写小说时，美国仍被视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灯塔，是全球的典范。但我们（今日）已身处不同时代，美国与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觉得，这是人们认为《侍女的故事》描绘的状况比初出版时更逼真的原因。
史实虚构结合探究权力
虽然小说在出版的早期被不少书评形容为女权主义的产物，但Atwood于1986年曾解释，其小说讨论的不是男性压迫女性，而是“关于权力的探究”（a study of power），“它（权力）是如何运作，如何扭曲或改变那些活在这种政权下的人类”。她笔下的基列国，虽然是虚构的，很极端，但这位78岁作家在昔日受访中说过，书中情节都是参照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并非全属虚构。故此她亦重申其书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推测性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不少人倒认为，它像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1984》。
Atwood以美国十七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注1)（Puritans）作为这个故事的基础，构建了一个把清教主义及保守主义推到极致而建立的世界，因为她父母两边的祖先都是清教徒。小说桥段参考了其他历史事件：罗马尼亚独裁总统寿西斯古（Nicolae Ceausescu）于1980年代为催谷国家的生育率，禁止妇女堕胎及避孕；菲律宾独裁者马可斯（Ferdinand Marcos）政权1972年宣布戒严令及其之后的屠杀；1976年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夺权，500名孩童“被消失”并配给到军官家庭—这跟书中情节有相似之处：侍女诞婴后，婴儿是属于主教与夫人的孩子。
注1：十六世纪，英王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除了脱离罗马天主教廷，也确认了英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负责人，但信奉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清教徒认为英国在宗教改革上不够积极，信仰上应更虔诚，生活上更有道德、更圣洁。他们被英国教会视为异教徒，这促使大量清教徒从1620年起移民至北美洲，并开拓了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在普利茅斯与马萨诸塞湾等地建立清教徒社区。
Atwood澄清《侍女》书并非反宗教，而是反对以宗教之名推行暴政。在立国基础中，国家与教会关系密切，所以自1776年独立以来，美国人都拼命地捍卫政教分离。她认为美国“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所推动的终极结果便是政教合一。
围墙下的西柏林作书
Atwood于1984年开始撰写《侍女的故事》，当时身处的德国柏林正值冷战时期，在资助下，她跟一些电影制作人、音乐家及作家来到曾被盟军占领的西柏林工作。她7月接受《福布斯》访问中忆述，当时的西柏林有如一座空城，很多住宅单位都被丢空了，“人们都不想在这里生活，因被围墙包围了。他们（政府）把外国艺术家带进城里，让居民不觉得被隔绝。”这段在西柏林生活的日子，以及到访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及波兰的期间的感受，正是她书中为基列国建构的氛围，“说的不是内容，而是气氛。人们转移话题、害怕跟你说话、不知道可以相信谁等经历。”围墙在小说里也成为重要元素，除了把基列国与外界隔绝，还充当了示众的“刑场”，吊死违法者。
翌年，她受聘到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工作时，完成了该小说作品，当时已引起很大回响。1990年小说首次被拍成电影，然而反应远不及2017年的改编版本热烈，这也许与今天世界时局发展有莫大关连。“我撰写小说时，美国仍被视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灯塔，是全球的典范。但我们（今日）已身处不同时代，美国与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觉得，这是人们认为《侍女的故事》描绘的状况比初出版时更逼真的原因。”
世界各地在过去一年来，尤其是西方国家，陆续出现侍女式示威，Atwood不下一次接受传媒访问阐释看法，她认为“侍女”示威已成为一个国际化现象，特别是在女权受威胁或剥夺的地方。
上文节录自第12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3日）《“侍女”示威 此起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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