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红袍的控诉 “侍女”示威此起彼落代表着什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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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上半部：血色红袍的控诉 “侍女”示威此起彼落代表着什么？（上）
《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剧集首季在美国热播之初，美国新佛罗里达学院宗教及人文系副教授Manuel Lopez因担心内容太沉重而不敢看，但最终不敌太太游说，一起追看。
他形容看这套剧集真不容易，每一集都使他心悸发冷。看过后不禁认同众多评论所言，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这是一套意义重大的剧集。特朗普侮辱女性的往事、独裁倾向、诋毁出版自由与真相、跟白人至上主义及极端福音派组织态度暧昧，种种一切都给予《侍女》剧一个全新的社会背景（context），同时反映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背后的黑暗面。
自由民主体系正在崩解？
特朗普政府上台，无疑为这套剧集增加了政治重量，也令特朗普的反对者有更大疑虑。示威者拿起反特朗普的标语，要求“让《侍女的故事》再次成为小说（Make The Handmaid's Tale Fiction Again）”。难道Atwood预言的要成真了？基列国看似是遥远，却又有一种莫名的逼真感：新社会阶级产生，女性及同性恋权益一夜间被夺走，这并非没可能，有些情节于历史上曾发生过，只是当前不在美国，而在伊朗、捷克斯洛伐克等地。ISIS等宗教极权组织统治着伊拉克和叙利亚某些地区的人民，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不过亦有人形容剧集是美国左派的政治幌子，用以借题发挥，美国大多保守派人士主张的也不是如此极端。
近一、两年以来，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liberal order（自由秩序）成了热门关键词。无数的学术文章与传媒评论提出质疑：西方自由民主体系是否正逐渐倒退？自由秩序要瓦解了？该小说诞生之时，世界还处于冷战状态，以苏联与美国为主的东西方两大阵营角力后，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体系迈向瓦解，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价值取得胜利，也树立了一套西方社会牵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美籍日裔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在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表达了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信之是人类社会的最终模式，人人享有自由平等。
转变可有如迅雷，‘不会在这里发生’此立论并不可靠。任何事情，在何时何地都有可能发生。
在福山发表文章不久后，捷克斯洛伐克便爆发了“天鹅绒革命”，促成民主进程，柏林围墙也继之倒下，其他共产政权如中国，在往后数十年也沿着这套自由秩序进行经济及政治改革。福山的大胆推论似乎应验了。惟福山去年承认这套国际秩序正受民粹国族主义挑战，历史会向哪个方向走，此际呈现拉锯。他在本月出版的新书《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也意味他三十年前所说的“历史的终结”要延后了，并以“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崛起，试图解释自由主义受到冲击的现况。
任何秩序都有失控时
剧中让人深刻的一幕是，侍女们初时被捉到训练中心接受思想教育时，有一个“荡妇羞辱”仪式，红衣侍女围圈而坐，其中一女坐在圈子正中央，以忏悔方式说出过往曾经参与多人性交，其他侍女要指着她，以低沉的声线念着“她的错、她的错”，直至那侍女崩溃痛哭。
《侍女的故事》里的极端保守基督教政权，把这个归咎于社会风气过于自由，衍生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性文化过度开放等，使人与神愈走愈远。这种论调的确跟现实中保守派基督徒相似。今日，民粹主义在欧美社会崛起，除了出于贫富悬殊失控这个经济原因，也是有一股宗教保守的势力在推动，冲击着自由主义作为“普世价值”的地位。
当然，侍女式示威是一种反讽，这些女性渴望的是捍卫自由民主。《侍女的故事》在出版三十几年后大收旺场，无论对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基督徒而言都是一个时代的警号。没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没有政权是永恒不倒的。
时光一去三十年。Atwood于2017年2月重新为小说撰序，她形容自己生于1939年，经历过二战，令她醒觉，眼前既有秩序可在一夜间消失。“转变可有如迅雷，‘不会在这里发生’此立论并不可靠。任何事情，在何时何地都有可能发生。”
上文节录自第12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3日）《“侍女”示威 此起彼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