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劳最多来自这国家　日企却头痛?

在日本的外国劳工中，最多来自越南，每四人就有一位越南人。然而，日圆贬值和通胀问题，让越来越多人开始避开“赚不了钱的日本”。日本能否向他们展现新的吸引力？

文：泽田晃宏（前《AERA》记者，现为独立记者，著有《实习生调查报告》、《抛离东京：疫情下的移居现实》、《依赖外国人：失落的30年与技能实习生》等书）

截至2023年10月底，日本的外籍劳工已经超过200万人。其中，越南籍劳工约有52万人，是各国和地区中最多的，但新入境人数已开始下降。为了探究原因，笔者于2024年6月前往越南首都河内进行调查。

从外籍劳工的居留资格来看，数量最多的是将技术和知识传授给开发中国家的“技能实习生”（以下简称“实习生”）。比较新冠疫情前后的新入境人数，越南从2019年的9万9170人减少到2022年的8万3403人；相对地，印尼则从2019年的1万5746人增加到2022年的3万348人。

笔者造访了位于河内市内六家派遣实习生到日本的“派遣机构”，所有机构高层都表示：

来自日本的雇用需求大约减少了三成。

为什么会这样呢？

点图放大看看派遣机构营运的教育中心：

“把人送到日本可以赚钱”

越南劳工在日本急速增加，始于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之后。当时，中国原本是日本最大的外籍劳工来源国，但随著中国经济成长，在日本工作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再加上震灾的影响，越来越多中国劳工选择离开日本。中国国内爆发大规模反日运动也加速了这个趋势，越南因此成为日本的新劳动力来源。

2012年底居住在日本的越南人大约有5万2千人，但到了疫情前的2019年底，这个数字增至约41万2千人，主要原因是实习生数量的大幅增加。2016年，越南超越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实习生来源国。到2019年底，越南实习生人数已达约21万9千人，占所有实习生的53%。

“派遣”已经成为一门大生意，越南的派遣机构对于接收实习生并居中斡旋的日本方“监理团体”，过度接待和给予回扣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仅负担往返越南的旅费和当地住宿费，甚至忽略实习生的面试过程，转而安排观光行程或夜总会的接待服务。为了争取更多的雇用名额，有些派遣机构还会与监理团体的高层达成“暗中协议”，每雇用一名实习生就给予约1000美元的回扣。

曾经一年最多派遣1500名实习生到日本的派遣机构干部透露：

我们向每位实习生收取7000到8000美元的手续费。即使扣除招募、培训成本以及接待和回扣等开支，仍然能从每位实习生身上赚取约1500美元的利润。

这位干部接著说：“只要把人送出去就能赚钱，所以我们不会详细告知实习生工作的内容，只让他们练习自我介绍后就去面试。教育训练是次要的，连意愿不高的年轻人也会来。然而，日本的公司开始抱怨‘人力素质下降’，在疫情爆发之前就有人在寻找‘替代越南的候选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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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圆贬值、通胀　申请人数骤减

也有一些派遣机构彻底排除了贿赂与接待问题。其中之一是总部设于河内的LACOLI，该公司执行董事宫本勇树表示：

贿赂与接待最终都变成了实习生的负担。越南实习生背负巨额债务来到日本，结果部分人逃跑或涉入犯罪，成为社会问题，这也让日本企业开始对越南劳工敬而远之。

然而，不仅是日本企业“避开越南”，越南人也开始出现“对日本失去兴趣”的趋势。

原因是日圆贬值。在2022年2月之前，1日圆可兑换超过200越南盾，但之后日圆持续贬值，到了今年6月甚至跌破1日圆兑换160越南盾的水准。许多实习生每月会汇大约10万日圆回国，因此，日圆贬值导致汇款金额缩水一事，对他们来说是个切身的问题。

前述的派遣机构干部指出，日本的通胀也是原因之一。

物价高涨使得在日本的生活成本增加，“日本已经赚不了钱”的状况在越南已广为人知。以前的潜规则是来应征的人数是预计招募人数的三倍，但现在连两倍都变得很困难。

根据这位高层的说法，由于越南的经济成长，申请者期望的最低薪资标准是扣除房租后的实领薪水每月至少12万日圆，若加上加班费则希望每月达到15万日圆。随著日本吸引力的下降，从应征者收取的费用也比过去的行情降低了1000到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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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为了赴日背负高额债款，压力沉重

尽管如此，根据越南海外劳动管理局的数据，2023年派遣到海外工作的越南劳工中，日本仍以约8万人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台湾，约有5万9千人。日本与台湾合计占派遣总数的九成。虽然情况不如从前，但对于想要到海外工作的越南人来说，日本依然是“最实际的选择”。

所谓“实际的选择”，指的是日本拥有一定的招募规模，而且对语言能力等入境条件的要求相对不严格。此外，筹措赴日所需资金也相对容易。一旦实习生被录取，并取得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居留许可，便可向越南国营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在2022年公布了“技能实习生支付费用的实态调查”的结果。调查显示，约有55％的实习生在赴日前会在本国借钱。按国籍来看，借款金额最高的是越南，平均67万4480日圆（约4700美元）。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调查，2023年越南国内制造业劳工的基本月薪平均为273美元，可见这些借款对实习生来说负担相当沉重。

由于实习生为了获得更高工资而失踪的案件频发，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们背负的巨额债务。为了减轻实习生的负担，国际协力机构（JICA）与越南政府及国际劳工组织（ILO）合作，建立了一个由越南和日本企业支援的人才介绍网，目标是让企业负担实习生赴日费用的一半左右。自2027年起，技能实习制度将改为“育成就劳制度”，届时实习生支付给派遣机构的部分费用也将由日本的雇用企业承担。这项举措值得肯定，但光靠这些措施，选择前往日本工作的年轻人恐怕很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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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学名义赴韩“赚钱”

在河内，我也造访了专门办理海外留学的“潭美教育中心”。当我询问“哪个国家最受留学生欢迎？”时，管理者冯翠律露出为难的表情表示：“留学地点的选择往往取决于能筹措到的资金，而非个人的意愿。”与实习生不同，留学生无法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他们必须自己筹措资金，哪怕是向亲戚或朋友借钱来支付留学费用。

该中心按照留学国别设有五个班级，共约150名学生。其中，韩国班人数最多。冯翠律表示：

疫情之前，日本是最受欢迎的国家，但现在变成了韩国。

原因有三：首先，年轻一代从小就接触K-POP等韩国流行文化，对韩国充满憧憬。其次，韩语相对于日语的三种文字系统来说，仅需掌握24个字母的韩文，学习难度较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赚到钱”。

名义上是“留学”，但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求学。韩国与日本一样，留学生的打工有时间限制，但相比之下，韩国的规定较为宽松。冯翠律表示：

韩国对留学生的管理不像日本那么严格。许多留学生周末也工作，每月可以赚到3500万到4000万越南盾（约21万到24万日圆）。

虽然留学费用在日本约为1亿越南盾（约31,100港元），韩国则要2亿越南盾（逾61,400港元），但这笔差额很快就能赚回来。即使需要背负高额债务，越南年轻人仍然瞄准了“能赚钱的国家”。

韩国的总生育率仅为0.72，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因此韩国持续从东南亚等地引进外籍劳工。每年约有6万人的名额，到了2023年增至12万人，2024年更扩大至16万5000人，规模接近日本2023年新入境的约18万名实习生。

韩国外籍劳工的平均薪资以制造业为主，约为28.5万日圆（约14,700港元）（2023年），大幅超过日本实习生的平均月薪21.7万日圆（约11,250港元）（2023年）。如果对越南人来说，韩国成为“更实际的海外工作地点”，就会如同留学一样出现逆转现象。除了减轻赴日负担的制度外，提高日本整体的薪资才是成为“被选择的国家”的首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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