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派青年黄裕舜对话——香港须在改革中“愈辩愈明”
何谓改革？香港为何需要改革？黄裕舜指出，回归二十三年来，对政府的民怨愈积愈深，据他个人的研判，问题出在管治层面。他详细提出了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承接上文︰与改革派青年黄裕舜对话——当建制泛民抗争行不通 可有第四条路？
第一是实际政策层面。香港整体的经济竞争力日益下降，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其中“上楼难”等问题广受关注……中央对香港的关注点也是上述方面。但他指出，这并非事实全部，政策制定的不足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二是管治架构问题。“官员究竟能否做到去接触市民并聆听其诉求、用市民能理解的语言跟大众说话、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跟市民接触等？问责班子与公务员团队存在代沟，问责团队对民情的了解非常不足，政治沟通、政治公关层面也全都不行。”
第三便是香港与国家间的关系。他指出，香港永远都是中国一部份，这意味着它是没有可能在现在这个体制和法律下独立出去的，所以香港必须正视跟国家的关系。“说到管治问题，你可能留意到我没有强调‘普选’，这不代表它不重要，我支持普选，香港一定要循序渐进实现双普选。但是首先，必须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否则，香港的民怨只会愈积愈深。”
他在《信报》专栏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改革并非革命，甚至是革命的克星。革命的关键，是在推翻制度，将一切推倒后再建。他写道，大多数的暴力革命者都未有“愿景”，急于推翻一切，殊不知革命是“要挟着成千上万的人之性命”的。在“一国”下，革命显然不切实际，故须在“两制”下，找到体制的症结，从而对症下药—这便是改革。而改革有切实的论述和方案，也并非政治立场的体现，故与本港所谓的“中间路线”也不相同。
然而，可惜的是，现在本港提出“改革”的人屈指可数。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张炳良在《明报》发文称，应在一成不变的死局现状和追求虚妄“揽炒”的虚局之间，寻求第三条路—即政治改革。张炳良将政改分成两方面，一是通过普选和促进议会的党派协商，重建特区政府威信和基于民意的领导力；二是要改革地方行政及公营部门，以重塑议会政治。
黄裕舜表示自己转发了张教授的这篇文章，其中改革的要义与他所寻求的不谋而合。然而，在提倡“改革”的人还是极少数时，这样的论述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在现时立场先行和二元对立发酵的社会氛围下。“在网上发文后，有人说我是曱甴，但讲真，我实在是too fat to be曱甴，但有人说我是，那我就是‘杀他死’吧；又有人说我是投诚派，那我就是‘与你开心建诚派’喽，哈哈哈哈哈……”他自嘲式地讲笑过后，又立即严肃起来，“他们说我这些，我介不介意呢？当然介意了！我经常因为自己的言论在网上被人抨击取笑，作为一个23岁的后生仔有没有压力呢？说没有是骗人的。有没有想过不干？当然有了！拿着奖学金读博，不问世事，坐着写离地文，不用理香港如何如何，多好……但也许我就是固执吧，我觉得我就是要去做。”
先搭改革线 再转从政线
黄裕舜认为，改革，本身就是要在建制中进行的，因为改革的目的是改进位制度而非推翻。但建制不同于建制派，前者指制度和系统，也是一种思考模式，即以从政的角度及梳理香港与国家关系的角度去看待香港问题。而他不讳言，很多建制派在用一种刚愎自用、故步自封、拒绝改变的心态做事。尽管他表示很尊重建制派中的一些前辈，但建制派的形式和规模都像是一个样板：“你要按着套路去走—所以这就注定了，无论你独立思考的能力多么强大，在建制的阵营中都难以做到实事……起码我在大部份的香港建制派中，看不到以民为本的管治思维。”他不认为自己是建制派的一份子，也不算是泛民，但他表示，在一些如LGBT、女权、基层关怀等社会议题上，自己与泛民十分契合。故他指出，如何将关注这些有意义的社会议题的泛民纳入政治体系、招揽进建制中，也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因为走上改革这条路，他在朋友中被骂得“狗血淋头”，批评他没有勇气，也无自由思想，更未能了解香港民情，才会讲这些离地的话。说到这里，他显得有些委屈，但依然用辩论时的气势反驳道：“世界上有谁的政治理想不离地？马丁．路德金推动人权法案，主张黑人平权离不离地？甘地用和平抗争方式对抗资本主义离不离地？当年邓小平说要改革开放，推翻两个‘凡是’，离不离地？日本明治维新离不离地？港独论述离不离地？马上令中国统一，所有人要发自肺腑爱国的想法，又离不离地呢？生活在一个不公义、不完美的社会，我们要争取的就是公义的理想国度，所以理想国永远都是离地！我是用贴地的角度，去思考怎样将离地的理想带入现实。”
黄裕舜本希望钻研学术，但从小到大在港见证的“历史性事件”，看到政局在眼前一点一点走向“绝望”，他决心参政—改革的声音必须在政治体制中得到代表。但他并非要做改革“英雄”，单打独斗，而是希望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改革派不能是一个人，改革也无法靠一个人去推动，而是要一群年轻人组成政制中的“改革联盟”。他相信，无论初心多么高尚与坚定，只身一人走进体制时，就难保不会被建制中部份封闭的思维所“污染”，渐渐失去独立的思考和想法，从而逐渐成为这个机器中的一部份。
“可惜的是，我现在看不到有人站出来参与改革路线，要么是建制派象征式地说要改革，要么是泛民提出议会抗争—我不明白，建制派号称有新思维去变革，但为何一次次用派钱派糖解决问题？泛民抱着跟政府作对的心态去做事，谁去关心弱势社群、结构性重组、调整人口政策呢？这些问题好像全被忘记了……”他叹气，流露出“恨铁不成钢”的神情。
他期待有更多人能够看到他写的专栏文章，并在此篇专访问世后，能够关注起改革。最理想的，就是有一群这样的年轻人参与到香港的政治体制、管治层面中。区议会、立法会、问责局长，或公务员团队，什么位置都好，前提是要本着以香港利益为出发点的原则：“我很尊重司徒华、梁美芬、刘慧卿、张超雄、梁国雄这些前辈，他们都是为了香港人去做事的。他们中可能有些立场跟我不同，但那又如何，就算你跟我立场完全相同，若你做的事是为了一己私利，那我也会鄙视你！”
“我𠵱家洗湿咗头喇！”他表示，自己决定走上推动改革这条路，就不会再回头。他畅想道，当有很多人真心支持改革的时候，他也就不必在公开平台上不断强调“改革派思维”、“改革路线”了，因为这个想法已被更多人看到，并将“联盟”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觉得自己发挥的是一名政客的作用，而更像是“说客”—即在辩论中“游说”，在香港游说大众和精英、中央和香港政府，从而令不同持份者一起去推动改革。
访问结束，记者同Brian一起走到港铁站。分别前，记者问他要搭乘哪条线？他用“黄裕舜式”幽默答道：“我需要转线的—先搭改革线，然后转到从政线。”
上文节录自第23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0月5日）《与改革派青年黄裕舜对话 香港须在改革中“愈辩愈明”》。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