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派青年黄裕舜对话——当建制泛民抗争行不通 可有第四条路？
不少同龄人自诩“抗争派”、追求“时代革命”，而现年23岁、曾是“极端建制”的黄裕舜（Brian Wong）自称“自改派”，并正筹组“改革联盟”，锐意推动“社会改革”，希望香港的出路能够愈辩愈明。访问过后，问他要搭哪条港铁路线？他幽默地答道：“我需要转线的—先搭改革线，然后转到从政线。”
“跟我做访问会很辛苦吗？我就是这样话多，语速又快……”黄裕舜突然停下，似乎意识到什么似的，尴尬地笑笑。活跃于国际辩论界的他，说话时总带着点辩论场上的“职业病”。他虽年仅23岁，已是牛津大学政治学的博士生，而最为香港政圈熟悉的，是连续两年在《信报》专栏针砭时弊，并被引荐予不少特区高官，“政途”可谓无可限量。原本打算待在“象牙塔”中“指点江山”，一场“反修例风暴”令他惊觉不能独善其身。
见证大事件 与港同成长
1997年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特殊年份，这年出生的年轻人们，成长在刚刚脱离英殖的环境，与回归后的香港一起成长，经历了各项“香港大事记”—2003年的沙士、2008年的北京奥运、2012年的反国教、2014年的雨伞运动等。黄裕舜成长于中产家庭，从小就爱读书，不愿与人交流，对政治也毫不关心。他表示，自己虽生长于回归后的香港，但从来没有“国家”的概念：“我小时候去过很多‘北边’的城市游玩，像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觉得这些地方挺好的，但就感觉不到是自己的国家。”
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研究，2008年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与“香港的中国人”—广义中国人的香港居民百分比达至1998年以来的高峰，而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及“中国的香港人”都处于最低比例。但黄裕舜的心态不是这样：“我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就只觉得挺好的啊，是挺伟大的一个国家啊—但仍感觉不到这是我的国家，也体会不到作为国民的归属感。”如此“一心只读圣贤书”不问世事的心态，在2012年发生了改变—反国教风波。由香港特区教育局资助教联会出版了一本国民教育课教学手册，当局表示将透过持续学习，使学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快速的发展引以自豪及创建国民身份认同。但反对的一方则认为手册内容过于着重民族主义的情感灌输，且避开了当代中国的敏感事件，内容偏颇。
黄裕舜当时15岁，由于第一次遇到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大事件”，迫他不得不走出书本中文学与理论的世界，面对真实的社会问题。他那时只觉得两边的观点都“有点对”，也都“有点不对”：“在两者之间，我尝试问自己到底支持什么。但我答不了，想不到……”他总结当时自己的感受称，他并不反对在学校推行国民教育，因为据书本所知，很多国家都有国民教育这个部份，但同时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学生，他也坚持在推行时务必接近香港学生的本地思维，才不会令他们心中香港的定位和文化被“蚕食”。对国教事件的关注成为了黄裕舜的“政治觉醒”，此后，他意识到，政治是关乎自身的，渐渐产生了兴趣。
而由于在当时，批判政府类的媒体在年轻人之间成为“主流声音”，认为两方各有对错的黄裕舜觉得，这种将国民教育和国家主义全面推翻的论述并不准确，所以开始接触一些“非常之建制”的媒体，并将这一方的新闻和论述转发至自己的社交媒体专页：“当时喜欢的所谓建制传媒，现在看来就是深蓝的、极端激进建制立场。转发这些文章后，会在朋辈间被骂‘白痴’。现在回看，我想对（当时的）自己说，Brian，你有冇搞错呀，十四五岁净系send啲‘帮港出声’真系痴咗线！”他将这次经历描述为，在政治觉醒后“误入”极端建制阵营，那时疯狂转发“帮港出声”的他，不会想到两年后又一件大事的发生改变了他。
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发生了一系列争取双普选的公民抗命运动，示威者自发占据以中环附近的金钟为主的港九多个主要干道进行静坐及游行。“占中”事件令黄裕舜开始关注事情的其他面向。他回忆，当时他的同学中虽少有参与“占中”，但其就读的港岛中学非常接近活动地点，所以每天放学都会路过，看到那些示威者，有时还会跟他们攀谈几句。他表示，那时他已经很喜欢写文章，写了很多“非常学术”、“十分离地”的文去反对“占中”。“但当我看到它在我眼前发生，从朋辈间了解到这场运动的原则和思想，甚至亲眼看到人群被催泪弹驱散，我就被震撼了，我不太清楚如何去反应这眼前的一幕幕……直至现在我也会说我仍反对这样的表达形式—但不同的是，我开始去了解他人为何会选择如此的方式，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也开始去看一些所谓‘深黄’的传媒。”刚走出“极端建制”的他，谨慎地对待另一方的信息，不再盲目地完全相信，而是开始抱着了解的态度对待。自那时起，他也开始接触泛民一方，甚至有关本土思潮的著作，如陈云的《香港城邦论》和方志恒的《香港革新论》等。
我是自改派 初心本良好
“一成不变并不是政治家、学者应有的风范，初心良好才是从政者的基本。一个人，他的观点想法十年二十年都不变，你说这是坚定还是愚蠢呢？我觉得是后者。”黄裕舜笑称自己是“自改派”，他的成长、思维形成的过程，就是一场仍在进行中的改革。
在不同思想的冲击后，黄裕舜经历了下一阶段的改变。2015年开始在英国求学，这段经历令他心中原本陌生的“国家主义”慢慢浮现。海外生活中，他接触、也受到过不少种族歧视的对待：“无论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多像出生在伦敦的本地人，就因为你的肤色和外貌，在他们眼中就永远不会是‘自己人’。”
他在大大小小的辩论场中，都是以流利的英文舌战群雄，想必也曾“幻想”过，将语言练习纯熟，便可融入当地社会而避免遭到不公对待吧。然而，在他今年3月份从英国返港后写的《英伦历险记》一文中，提及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几起“亚洲面孔”遭攻击的事件。其中他也提到，对亚洲人或黄种人的歧视或排斥，并不会因为自己的“香港人”或“台湾人”身份而获“豁免”。
海外求学的经历令他反思并重新看待自己的“身份”，他逐渐意识到，认同国家、认同政府和认同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的。这时，他对国家的归属感渐渐强烈：“我作为中国的一份子，要做的是改变这个国家，让所有人在这个国家里能够开心一点。我不会想去拖垮这个国家，因为这样做非但没有可能，更是对所有的人不负责—在香港也是一样。”于是他学着去探索、去了解中央面对香港议题时的“难处”和“执着”，以及香港不同持份者的想法。
黄裕舜尝试“开启自己”，接触不同路线的人和思想，这其中就包括汤家骅创办的民主思路，并逐渐认为这个智库倡导的理念与自己很接近—寻求在国家体制下进行适合香港的民主道路。黄裕舜称其为“第三条路”，并于2016年投身于当时还是民主思路中骨干力量的黄梓谦与麦嘉晋的助选活动。但这次特殊的经历和落败的结果，令黄裕舜再次陷入沉思—他看到了香港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我突然意识到，走中间政治，就算是Gary（黄梓谦） 和Raymond（麦嘉晋）这样优秀的人才，在香港这个非常二元对立的社会中，拿取到议席的难度也很高。”走“中间路线”其实未必不可行，但正如黄裕舜所言，香港社会形态特殊，二元对立的立场严重，在议会选举中难以获得选票。更何况，本港的中间政治由于无愿景更无论述支撑，常被揶揄为摇摆不定的“骑墙派”。
了解过建制、泛民、中间三条道路后，黄裕舜的想法也在不断变化，他非常不介意去反思自己和批评自己：“去年的反修例事件中，7月份之前的我还未正确拿捏到香港政治的复杂性，回看我之前的想法及对政治策略的理解，我会说好天真好傻。去年5月份，我在《信报》专栏还在写，希望特首三思、考虑是否要推这个条例，推的时候要考虑什么等。但那时我还没有深思或作出太多的思考—特首、整个特区班子犯了什么错，体制有什么错……我没有想到这些。”
“改革自己”是黄裕舜的特质之一，也来源于其作为辩手的思维习惯。儿时接触到辩论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个毋须人情与客套、只用理据和道理说话的方式。Brian Wong的名字也随着他的积极参与和优异的表现被辩论界的不少人熟知。辩论令他在思考方式上受益匪浅，当看到一项议题时，他会在决定自己的立场前看到正反两方论点及对应的反驳，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去分析。
但自从去年的反修例风波后，他意识到，辩论的世界太过简单：“世界上不是所有事都能够清清楚楚的。而且辩论跟学术界相通的一点，是讨论的、要赢的是‘argument’，但在政界，你要赢到‘人’的支持及民心，而不是要赢‘debate’。若想讨论政治的问题，我就要改革自己。”他从不爱说话，到习惯用辩论的方式跟人沟通，再到和不同的朋友聊天、交流，现在又意识到了辩论式思维的局限性。“自改”于他而言，是一个不断完善自我的成长过程，他惊觉，香港需要的，也是改革：“正如邓小平老先生当年说的，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继续阅读︰与改革派青年黄裕舜对话——香港须在改革中“愈辩愈明”
上文节录自第23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0月5日）《与改革派青年黄裕舜对话 香港须在改革中“愈辩愈明”》。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