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选举．深度｜抗争派主导选战 “和理非”应否“含泪”过票
民主派上周公布立法会初选结果，最受瞩目的莫过于15名“抗争派”代表获得较高出线机会，但多名竞逐连任的传统泛民却险些丧失出线资格，而被“抗争派”连番狙击的民主党黄碧云更因而出局。
这场成功动员61万名选民支持、由“抗争派”主导的所谓“民主派初选”可见，年轻人求变心切，而且已经容不下作风务实温和的传统泛民。然而，经过反修例的折腾，早已遍体鳞伤的香港，又能否承受得住“抗争派”主导议会之后的“揽炒”？没有人会想把香港送上绝路，而本应得到最多港人支持的传统泛民，在此危急关头，可否悬崖勒马，不再被“抗争派”牵着鼻子走？最能代表香港的“和理非”，又应否“含泪”过票抗争派？
左右夹击，进退失却？
民主派初选期间，不少抗争派候选人扬言要利用初选机制踢走被他们标签为“妥协派”的传统泛民。他们的论述和以往狙击传统泛民的说法相似，不外乎批评传统泛民在一国两制下“苟且偷生”、无法为香港民主带来发展，故想打破由传统泛民主导民主发展的局面。抗争派甚至在“胜选”记者会中声称，是次结果可谓民主派的“大换血”，而他们就是要推动整个阵营的“世代交替”，并将以否决《财政预算案》和“国际线”作为主要抗争手段。
从初选结果看，抗争派“换血”之说，的确有所“成效”。最备受瞩目的，是已连任两届立法会议员的民主党黄碧云，在九龙西仅取得4,718票，丧失竞逐连任资格。这对“和理非”而言可能大跌眼镜，但对抗争派来说肯定是意料之内——去年激进示威者“七一”冲击立法会后，黄碧云曾谴责“所有暴力”，自此便被抗争势力视为“敌人”，不时批评她在议会不够勇武、无所作为；后来民主党举行内部甄选，有意挑战黄碧云的33岁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虽在“民调”远超对手，但最终仍因“支部”和“党团”支持不足无缘立会，结果又引发抗争势力不满，一度指控民主党“黑箱操作”；是次民主派初选论坛上，抗争派更是连番夹击黄碧云，不但质疑她缺乏“抗争意志”，更要求她高唱《愿荣光归香港》以“明志”。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无论黄碧云怎样迎合抗争势力，也不可能突然取得他们的认可，而这场所谓民主派初选，也不过是想为锐意“踢走乜乜乜”的抗争派黄袍加身。所以，除了黄碧云之外，民主党胡志伟（57岁）、涂谨申（57岁）、尹兆坚（51岁），以及公民党郭家麒（59岁）等等被指“一把年纪”而又“不够勇武”的传统泛民代表，也都只在初选中排在靠后的出线位置。不过，民主党邝俊宇（37岁）、许智峰（38岁），以及公民党杨岳桥（39岁）、谭文豪（45岁）、郑达鸿（31岁），则因年龄优势和倾向抗争，获得选民青睐。种种结果仿佛都在强调一种虚幻——“勇武抗争”才是传统泛民突围而出的“转型之路”。
然而，现实真的如此吗？以“和理非”为最大群体的香港，真的要以抗争派为主流吗？经过反修例的折腾，早已遍体鳞伤的香港，又能否承受得住由抗争派主导议会之后的“揽炒”？
理性务实，没有价值？
抗争派指控传统泛民在民主路上“无所作为”，但事实是，如果过去的他们，未能以理性务实的态度，与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对话协商，今天香港的政制发展肯定更加微不足道。以泛民第一大党民主党为例，该党候选人在选举论坛上被攻击得最多的，莫过于2010年核心成员何俊仁、刘慧卿及张文光为“政改方案”与时任中联办副主任李刚进行“破冰会谈”。
事源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主动就《基本法》关于行政长官和立法议员的产生办法进行释法，把原定的“政改三步曲”增加至“五步曲”——（1）行政长官向人大常委提交检讨政改方案报告；（2）人大常委决定需否修改；（3）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修改议案，并经全体议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4）行政长官同意有关议案；（5）行政长官将有关法案报请人大常委予以批准或备案——翌年，特区政府据此向立法会提交“五号政改方案”，建议先不于2007年及2008年进行双普选，但将特首选举委员人数由800人增加至1,600人，而立法会议席则由60席增加至70席，并分阶段取消区议员委任制，但遭泛民“捆绑”反对而被否决——时任特首曾荫权曾慨叹，香港白白错失大步迈进民主的机会。
到2007年，特区政府再次启动“五步曲”，首先发表《政制发展绿皮书》，就双普选的模式、路线图及时间表等咨询市民，并向人大常委提交政改报告，而人大常委则决定，香港先不于2012年实行双普选，但同意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议员的选举办法，前者可于2017年举行普选，其后全体立法会议员也可经普选产生。不过，该决定引起泛民不满，多次发动游行要求2012年落实双普选。直至2009年底，曾荫权再就政改咨询各界，并于2010年4月公布与被否决之“五号政改方案”极相似的“2012年政改方案”，但特首选委人数仅增至1,200人。
泛民主派因而面对抉择——究竟要循序渐进，还是原地踏步？因为如果再次否决方案，只会令香港落实普选的时间表愈推愈迟，而当时拥有9个议席的民主党，就是方案能否通过的关键。正如刘慧卿较早前接受《香港01》专访时所言，“2012年香港政制要踏前一步、循序渐进，2017年、2020年才有得谈，重点是不能让中央有借口放弃双普选时间表，如果2012年什么都否决了，中央很大机会收回时间表。”几经挣扎后，民主党决定与中联办磋商，并提出改良法案，促成直选“超级区议会”的诞生，而修正案在民主党支持下获立法会通过。
可以说，比起空喊“真普选”、“取消功能组别”、发起“五区补选公投”，民主党同意政改才是迈向普选的第一步。然而，民主党事后却不停被主张抗争的社民连和人民力量围攻，指控他们“出卖香港”，导致该党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惨遭滑铁卢，只取得6个议席，与成立于2006年的公民党并列，但民选得票却首次被公民党超越；不过，经过2014年的占领运动，以及2015年的政改失败，民主党却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重夺泛民第一大党的宝座。
如果选民眼睛是雪亮的，民主党当年与中联办的谈判，究竟是帮了香港还是害了香港，相信大家心中有数。最讽刺的是，对民主党等传统泛民穷追猛打的抗争派如岑敖晖及王百羽等，今天之所以有机会以区议员的身份循“超级区议会”晋身立法会抗争，正正就是他们所指民主党“出卖香港”的结果。更令人失望的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被质问当年的政改磋商时，竟以“未够深思熟虑”一说，否定党内前辈坚持理性务实推动香港政制循序渐进的努力。
无限DQ，抗争之后？
目前，抗争派主打否决所有政府议案、彻底瘫痪政府施政为抗争政纲，以迫使政府在“五大诉求”等政治议题上作出让步。岑敖晖更表明“35+议会战线”的作用不在于议政，而是要“在香港临死时之前再用力斩它两刀”，借此迫使“中央亲手处决议会”，同时以“国际线”制衡中共；但在民生、经济等议题方面，完全未见任何实质政纲。
然而，不论是2014年的“八三一决议”、2017年的“一地两检”，还是近日的“港区国安法”，都反映出北京决意对港行使全面管治权，并多次强调“一国两制”中不能触碰的三条红线：“不容许任何人从事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活动、不容许挑战中央的权力和香港基本法的权威、不容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颠覆活动。”问题是，抗争派似乎不以为然，不但拒绝签署承诺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的确认书，甚至继续扬言“否决议案”、“瘫痪政府”、“连线国际”等等，未知能否顺利入闸参加预定9月6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
但无论如何，面对抗争力量的崛起，传统泛民必须深刻反省——究竟是要继续被抗争派牵著鼻子走、为他们作嫁衣裳、一起走上葬送政治前途又揽炒香港的不归路，还是要悬崖勒马、挺起腰骨向抗争说不、实事求是地改革经济民生又推进政制向前？至于最能代表香港精神的的“和理非”，也不得不冷静下来，理性摆脱“和勇不分”的政治捆绑伎俩，好好思考究竟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香港、届时应否正如胡志伟在初选论坛这番坦言不能以政治凌驾民生的肺腑：“任何的事情，包括起医院、起学校，我们都要反对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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