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深度】为求“革命” 不惜揽炒 就可牺牲基层利益？
《财政预算案》明日（2月26日）出炉，受反修例风波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双重打击，不少打工仔面临失业、开工不足等窘况，纷纷期盼特区政府“派钱”以解燃眉之急。社会经济不景，基层生计首当其冲，当中有不少人自去年开始已饱受社会冲突所造成的经济“揽炒”影响，如今更是雪上加霜。这令支持极端抗争行动的香港人不得不反思，当大家不惜“揽炒”以争取“五大诉求”，又是否能够对率先“被揽炒”的基层苦况视而不见？
“慷基层之慨”—— 市民对“揽炒”看法何以自相矛盾？
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总监郑宏泰及副研究员郭桦，今天（2月25日）在《明报》发表《受“揽炒”最大冲击者 最后还是基层》一文，当中引用该机构1月初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民调数据，提出三个有趣的“矛盾”。首先，有七成受访市民认为社会冲突打击本地消费意欲，但五成半人觉得自己消费行为没有什么变化；其次，七成人担心市道转差会令失业率上升，但六成人不担心家庭收入会受影响；最后，七成半人不赞成针对商店的暴力示威行动，但近五成人认为虽然不赞成不过可以谅解。对于这三大“矛盾”，他们利用近月一再下跌的经济数据加以分析，认为只要不是从事较受冲击的零售、住宿及餐饮等服务业的基层，收入影响其实有限，继而推断“既然多数个人的利益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损害，那么做个‘政治旁观者’，对一些以政治立场为标签的针对商户行为表示容忍和谅解，又有何妨呢？”
事实上，自去年6月反修例风波起，不少示威者认为可藉“揽炒”与当权者玉石俱焚，但在经济不景气下，首当其冲的并非一众庸官，而是社会的底下阶层，加之近月受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他们更是生计堪虞。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下称“社协”）于本月中就基层防疫困难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约一半受访者（50.6%）表示受疫情影响而开工不足、收入下降；另外有约四成受访者（43.8%）表示家庭面对经济困难，难以支付租金及三餐。有关调查虽然未有涵盖反修例风波对基层生计的影响，但社协干事施丽珊指出，基层人士收入大减的情况于上年度末已经发生。由于去年末社会冲突频繁、催泪弹烽烟处处，以致酒店、食肆等服务业营业额下降，与之相连的保安、清洁工、侍应等基层员工因而面对开工不足的窘况。
基层惨成政府代罪羔羊 各界对“揽炒”应有何反思
对于商铺因政治立场而被破坏的激烈行动，施丽珊认为，市民拥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但同时应考虑过激行动会影响基层生计，毕竟零售及餐饮业都是“手停口停”。她举例指，有基层人士任职美心集团旗下食肆的厨师，是家庭经济支柱，但因店铺被“装修”、无法营业而被逼停工；亦有于“蓝店”派传单的婆婆因店铺经营困难而失去工作。施丽珊补充道，“店员政见可能跟老板不同”—— 不论店员有何政见、是否“无辜”，基层劳工成为反修例风波的“代罪羔羊”显然已是不争事实。而从上述中大民调结果可见，市民并非对破坏商铺等行动盲目支持——他们不赞成但选择“体谅”，但很有可能是因为“揽炒”后果事不关己。然而，当基层劳失业、开工不足而导致生活百上加斤，市民好应该反思，自己是否仍然可以“慷基层之慨”的心态看待社会事件。
另一方面，市道疲弱对基层劳工的打击未曾停止。疫情持续下，政府宣布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平均5,000元的一次过生活津贴，受惠住户必须曾申领在职家庭津贴(简称“职津)”或学生资助。然而如上文所指，受反修例风波影响，不少基层劳工自上年起面对失业或开工不足的情况，零收入、欠缺工时证明均使他们未能申领职津，故此亦不乎合“5,000元生活津贴”的申请条件。此外，就算低收入家庭有申领职津，在反修例风波下，不少受助家庭皆面对失业或开工不足情况，以致获发金额偏低，纵使以过去半年中最高一个月的津贴计算新津贴额，他们的获发金额同样偏低。
不论是反修例风波或武肺疫情，皆令基层生计倍受打击，政府好应该整顿财政措施，思考如何为民众纾困。民协于数日前到政总请愿，要求政府尽快设立失业援助金，支援因疫情而失去工作的市民，便是可行方案。当局亦可考虑参考沙士时期的做法，开设临时抗疫职位，包括短期口罩制造业员工、大厦清洁工，临时社区照顾服务员等，不但能为弱势提供抗疫支援，同时亦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让失业或开工不足的基层劳工受惠。除此之外，虽然政府通过300亿元防疫抗疫基金，但基金仅集中提供资助予企业老板，基层劳工并无直接受惠。民协副主席何启明就形容，消费市道疲弱下，企业“炒都系炒伙记，老细（损失）并未入肉”，企业老板在获得资助后亦不必然会与员工分享，政府好应借此机会反思往后的福利政策方向，以个人为福利受惠单位。另外，现时疫情严峻，不少企业无法生存，商场应与租户共渡时艰，考虑减租等措施；普罗大众亦应思考如何能够与基层共享资源，于抗疫时期守望相助——不论社会面临甚么困境，基层弱势的福利都不应被随意牺牲或视作等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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