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香港约7人有1人精神不健康 两位抑郁少女的启示

“医生不会应诊超过15分钟，很多时只是5分钟对话，就要判断你是否有精神问题。”10年前，抑郁少女Star确诊抑郁症。
三度进出精神病院后，她慨叹政府对精神健康服务投放资源不足，导致很多同路人没有及时得到合适治疗。当社会资源分配制度无法照顾精神病患者，病人及其家属、以至社会大众都会成为政策下的受害者。

香港落后世卫标准一倍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精神科医生对人口的标准比例为1：10,000，即是说每1万名人口需要1名精神科医生；英国约为1：7,000；美国约为1：8,000。而香港，现时比例约为1：20,000，落后世卫标准足足一倍，亦远不及其他同样富裕的地方。

根据政府早年公布的精神健康普查，指出在年龄介乎16岁至75岁的人口当中，一般精神病的患病率为13.3%，即推算在香港700多万人口当中，约100万人出现焦虑、抑郁等一般精神问题。严重精神病患者例如患有思觉失调、躁郁症、严重抑郁症等，推算估计亦占人口2.5%，即近20万人。精神问题在香港非常普遍，但有关的社区支援和大众对精神健康的认知都相对缺乏。

两位少女给我们的启示

Star认为香港对精神科病人的治疗，只有见医生服药住院“一条龙服务”。跟外界完全隔绝的羁留住院，让不同程度的患者每日被困在笼内。被认定为有问题的一群，日复日过著重复的生活，病情和社会标签恶性循环地变得更严重，她说：“制度是要帮助我们融合，而不是完全分隔了之后再融合。以我经验来说，出院后再上学，其实是很难再接合上。”

我们年多前亦访问过另一位三度进出精神病院的18岁少女Bebi，她曾被亲人性侵，母亲不相信她。她继而自残，被学校和家人送到精神病院。最深刻一次，她在校长室被五花大绑送走。

在病院逗留一年半后，她难以融入学校，学校曾以“怕她会伤害自己和影响同学情绪”为由，不允许她进入课室。后来她因出席率不足退学，到餐厅当侍应，同事不知道她的往事，待她如“正常人”一样，她卸下学校施予的眼光、远离病院的消毒药水气味，重新开展生活。

每个人都道路都不同，但情绪与压力却是相近的，Bebi说：“我要感激的人，是我的社工。当旁人都把我看得软弱无力、用各种思维和话语把我视为问题的唯一根本的时候，只有她走进我的内心处、赞过我坚强。情绪‘病人’最需要的，不是各种另类眼光，而是陪伴与拥抱。”

同样三度进出精神病院的Star说：“抑郁症的病人是很隐形的，我很讨厌别人说你不像是有抑郁症，那要怎才算是“像”？每个人都可以有抑郁症。别人会觉得为何你不想通一点？看开一点？为何不帮自己？这些说话其实对我们没有用，可能如果你给一些无形的支持和鼓励，视他们为一个正常社交的人，这样会更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