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双循环的大湾区】　全方位推动数字湾区建设

在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中，第四篇为“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而 2021年4月广东省的十四五规划文件中也提及“推进‘数字湾区’建设，探索建立粤港澳三地跨境大数据中心……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试点，探索建立既便利数据流动又确保安全的机制。”广东省数字经济的规模及GDP占比是全国第一，是我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发展最快速的省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相对国家其他城市群在“数字湾区”的建设上已经先占上风。在移动支付、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货币应用场景有不少机遇，能促进大湾区的人流、物流、资讯流、技术流、资金流及商流。

“数字经济之父”Don Tapscott在1994年首次提出《数字经济》。由于4G、5G通讯科技的发展，云端计算、边缘计算令大数据传输及产业智能化变得可能，加上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企业被环境倒逼急需向智能化升级、向电子商贸转型。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2019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31.8万亿美元，占 GDP比重达到41.5%，数字经济的财富创造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中国的电子商贸规模为全球第3。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约占GDP的40%，对GDP增长贡献率近70%。2020年12月，中央印发《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鼓励工业生产结合互联网、大数据，令工业活动可创造新的价值。数字经济在全球正在急速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和消费行为，催生出新组织、新业态、新模式。

数字经济为环球焦点，传统上美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担任领导地位，但其领先位置正在被中国及欧盟所追赶。中国虽然在数字经济上走势强劲，在技术上正在弯道超车，唯计算机科学的论文及被引文产量，世界领先大学的数目，数据安全始终仍是美国占优。受到“数字现实政治”(digital realpolitik) 大环境所影响的美国“数字大策略”(Digital Grand Strategy)，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在数字经济崛起绝不掉以轻心，尤其在“卡脖子科技”对中国更会步步为营。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都已制定其数字经济／数字化发展策略，可见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是一个世界大趋势，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幸免。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局势，以对标三藩市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大伦敦城市群的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真的要细心思考、步步为营。

参考OECD《数字经济展望2020》中数字经济的政策框架，7个重点政策维度包括：使用权(Access)、使用(Use)、创新、工作、社会、信任及市场开放。它们不是独立维度，需要互为考虑，令国家的数码转型可以茁壮成长。使用权包括投资、通讯基建及服务、竞争、区域发展。使用包括：数字政府转型、投资、商业动力、中小企的数字工具与技能、数字保安及私隐。创新包括创业与中小企政策、促进竞争与科技传播、科技研发、数字政府（策略及开放数据）、部门政策及规管。工作包括：数字转型下的劳动力市场保障、劳动人口的数字能力、社会保障（尤其因工种消失）、税收和福利制度、区域协调（助工作再分配）。社会包括: 处理数字鸿沟的社会政策、（普罗市民的）技能发展、再分配的税收和福利制度、绿色环境、卫生保健（如远程医疗、电子病历）、数字公共服务。信任包括：数字风险管理（尤其是个人与中小企）、私隐、数字保安及标准（如ISO 27000）、消费者保障（尤其针对电子商贸）。市场开放包括：跨境贸易、促进投资、高效稳健开放的金融市场、促进竞争及数字年代的税务政策。以上对数字湾区的建设具参考价值及启示。我们必需要全方位强化湾区的人才、企业、社会及政府的数字能力，令数字能力变成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建构好数字湾区的生态。

在产业链上，我们要搜集不同数据、为数据增值、提炼不同数据利用数据为产业、为城市赋能，令数据有效支撑大湾区的产业互联网与工业网。笔者认为若要构建数字湾区创新体系，香港能发挥“数字+金融”、数字研究及治理参考、基础科研、高端人才引进与教育；澳门可考虑“数字+旅游”的发展；深圳在数字经济创新、数字人民币及跨境数据试验等方面能积极发挥作用；广州是平台及标准制定与人才培训的理想地点。

记得曾荫权特首年代就提出数字经济，时移世易今天的香港却还没有成功转型。今天的数字经济和昔日特区政府的“数码21”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香港和大湾区迫切需要数字转型。我们需要尽快规划“数字大湾区”的发展策略及蓝图，一同拥抱数字经济机遇，打造出与别不同的“数字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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