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勤带摄影集．博评】见证香港和澳门殖民时代的《皇后旅馆》

本地资深摄影师黄勤带正在ATUM Space举行“8 x 10”摄影展，展出他过去创作生涯中三个最重要的摄影计划：纪录1989年北京民运的《89广场的日子》、体验藏传佛教和密宗的《Vajrayāna》，以及见证香港和澳门殖民时代的《皇后旅馆》。黄勤带的照片一方面以时间的跨度称著，往往一个摄影计划都是长年累月人生和时间的累积，充满历史的厚重沉实感；但另一方面，他的照片风格却又超越了一般新闻或纪实照片“单纯纪录事件”的传统，而更强调个人的情绪和观点，具有“以个人见证时代”的特性。正如黄勤带自己说，作品是“为历史写一份属于自己的口供”。

打破纪实摄影所谓的客观、中立、关怀的传统，运用更具风格化的影象，渗入个人的看法和感受，以扩阔纪实摄影的可能性，在摄影史上早已不是新鲜事。在六、七十年代这个火热时期，美国和日本的摄影界都有著相似的摄影思潮，虽然各自的发展脉络不同，但仿佛都是针对二次大战后有关纪实摄影规范的一次反扑。

1967年2月，正当中国进行著“文化大革命”、香港蕴酿“六七暴动”之际，策展人John Szarkowski则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策划了“New Documents”摄影展，也引起摄影界一阵影响深远的骚乱。他挑选了三位当时名不经传的摄影师：Diane Arbus, Lee Friedlander和 Garry Winogrand，展出他们的纪实作品，成就经典。刚好今年是“New Documents”的五十周年纪念，MoMA也举办了不同的纪念活动，并出版了《Arbus Friedlander Winogrand : New Documents, 1967》一书，重新回顾及书写展覧的点滴。翻开当年展覧时的新闻稿，是这样写的：

“过去十年，有新一代的摄影师把纪实摄影导向更个人化的倾向。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改造生命，而是去认识它。”

他续写道：

“能把这三位摄影师放在一起的，并不是他们的风格或者情感，而是在摄影的运用和对世界的诠释上，各自具突出和个人的触觉。”

由此可见，John Szarkowski较著重纪实摄影中的个人对世界的触觉，纪实摄影师不一定要矢志改革社会，但至少也要透过镜头认识它。

日本的脉络走向却刚好相反，但殊途同归。1968年正值日本学运和社会激烈抗争的高峰，经典摄影刊物《Provoke》的诞生，名符其实的意图，便是要对抗甚至挑衅僵化的社会结构，介入现况，比传统纪实摄影的“关怀弱者”路线截然不同，更有“与强权抗争”的意味。当时的创办人中平卓马、高梨丰和多木活二等摄影师，主张以断裂的影像碎片，启发思考与概念，他们的创刊的副题便是“为了思想而创造的挑拨性资料”。他们的初衷，是以粗犷、摇晃、失焦的黑白影像作为思考社会的工具和形式，但影像风格却又含糊暧昧，与传统纪实摄影要展示社会现况明显不同。他们以影像关注社会，但抗拒以陈腔滥调的方式，来拍摄社会抗争影像，认为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像生产模式，完全依循既有的视觉语言和意识形态。不过，有趣的是，社会大众后来却普遍认为他们的影像具有诗意，充满个人的情绪表达，而忽略了他们对社会的对抗性，更有样学样只追随他们影像的外在形式，遂“在野”变“建制”，令中平卓马一再反思摄影不应把世界“私有化”，而提出“植物图鉴”的拍摄方法，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由此观之，日本《Provoke》以及与它有渊源的流派，如果我们仍把它们当作“纪实摄影”的话，那应是一种更倾向以思考摄影的语言来纪录或推动社会情绪的方式，也少不免包含摄影师个人的观点在内。正如去年有关《Provoke》的展覧《Provoke: Between Protest and Performance》的名字一样，它是游走于“抗争摄影”和“前卫表演”之间。

其实，纪实摄影的光谱可以很阔。黄勤带在讲座里说过，《皇后旅馆》摄影集是他的一项新尝试。我认为，他正是尝试把影像游走于纪录、历史、记忆和想像之间，既不像《89广场的日子》里的重心依然倾向事件的纪录和情绪起伏，也不是《香港地》那种飘到个人主观的建构里去。一方面，《皇后旅馆》里的影像不少都是来自新闻现场，具有无可匹敌的历史感；但另一方面，黄勤带刻意不写图片说明，并以历史、日常、澳门、香港等的混杂组合和排列来营造非现实和非线性的时空，仿佛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或澳门是那模糊记忆中的一场浮华梦。睡醒了，也要继续向前走了，就如《皇后旅馆》最后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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