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月盂兰节禁忌多　一本《通胜》蕴藏中国数千年占卜史

随着农历七月到来、“鬼门开”正式开启后，对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华人来说，这一个月在日常生活上有许多要注意、避免的地方与禁忌，无法像平日般随性地过日子。不过有关农历七月禁忌的依据是从何而来呢？基本上，可以从清代台湾的畅销书籍－“通书”来寻找答案。

从商代甲骨文的记载，便可知道中国人从很早以前便开始使用各种方式预卜吉凶。由于笃信择吉思想，哪些日子适合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等宜忌行为普遍受到大众重视，因此“择日”（挑好日子，也可叫选择）至今仍广泛流传于华人民间社会中。

《礼记》便详细记载了各节日、时日的禁忌。由于过去人们认为，天象与皇帝、国运密不可分，因此“观天”很早便由皇室、朝廷所把持，禁止百姓私学天文历算。

当然，不只皇室有需求，根据学者黄一农的研究，民间同样也有择日的需要，为了回应民间社会择日的需求，从唐代开始便有雕印官颁历日（皇历或黄历），会附上行事宜忌等内容，但供不应求，于是民间便自行衍生一套择日通书。尽管宋元时期的朝廷皆曾颁布律例，处罚私造、盗印或贩卖历日者，但屡禁不止。直到清乾隆十六年（1751），朝廷才同意民间翻刻宪书，嘉庆二十一年（1816）终于废除禁例。

择日通书可说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书籍，但不同择日家所写的通书，关于宜忌吉凶等内容不一定都相同，这也常让百姓茫然不知所措。因此，乾隆六年（1741）皇帝曾下诏集合钦天监所有人员合编《钦定协纪辨方书》，花费大把工夫将旧版通书前后矛盾的解释都加以修改，还成为清代公认的通书。

然而，民间流传的通书并未因官方修订而有统一的版本，各家依然坚持己见、众说纷纭。各地择日家多以朝廷的《钦定协纪辨方书》为底，再根据风俗民情调整，直到今日依然如此。

目前台湾有超过一半的通书，皆号称传自泉州洪潮和家族继成堂的通书，根据黄一农研究，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洪家的通书一年可以卖出50万本，不仅在大陆畅销，其出版的通书还销往南洋。到清末时，《洪潮和通书》已成为流通于台湾的主要通书之一。

史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便有名台湾民众到泉州，向洪家学择日。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版本的《洪潮和通书》，还记载已被日本殖民的台湾，在台的洪氏门徒已增加到21人。

1919年12月9日《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便刊载一篇文章，内容指出：“自来本岛人所用历书，概系清国福建泉州所刊洪潮和历及广东所刊之罗传烈历”。除了泉州洪潮和的通书外，台湾另一个通书则是来自广东罗传烈。

不过，日据时期对于任何有关清代的书籍都相当敏感，就算是通书，只要印有清代皇帝系谱、年号，仍会遭到取缔。当时的台湾择日家只好在通书中印上日本帝国年号、日本节日，好让通书能顺利出版。

到了皇民化时期，总督府对于通书、象征中华天文观念的星图、吉凶内容等，一律禁止印制。日本民俗学者池田敏雄（1916－1981年）曾于《台湾警察时报》撰文表示，要检讨台湾的民间信仰，应先从与民众频繁接触的地理师、择日师、道士做起。

科技日新月异，但华人择日的风气、习惯并没有减少，这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感与未知性，使得现代仍有许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以通书作为趋吉避凶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