鲑鱼之乱｜清代文人未避名讳遭满门抄斩　揭乾隆大怒背后历史源流

近期台湾一家日式连锁寿司店发起三文鱼的两日促销活动，称只要姓名与“鲑”、 “鱼”同字或同音者，就可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经过统计，全台约有332人改名“鲑鱼”等长短不一的姓名，号称“鲑鱼之乱”。有人批评，姓名乃“父母长辈馈赠与新生儿的礼物”，充满无比的祝福和期许，怎可随意更改？
也有人认为参加“快闪”活动无伤大雅，每人对自己姓名都享有自主权，活动结束再改回即可。今日台湾人一生中可依优惠促销、个人喜好与实际需要改名三次，但古代中国人改名多是因为政治原因。

避讳之风应始于西周

先秦时期就已成书的儒家典籍《左传》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礼记．檀弓下》云：“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说明了讳名在西周已经出现，而学者王国维等人研究《史记．殷本纪》记载从成汤到帝辛（纣王）的30位商王之名，并遍查殷墟甲骨文，绝大部分都有记载却无避讳；《诗经．大雅．公刘》为颂赞周王室始祖—公刘的诗篇，诗中有6处直呼公刘之名而无避讳，代表至少在西周以前并无避讳的习惯。故近代历史学家陈垣在《史讳举例》表示：“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李彩云表示，避讳是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来源于古人对鬼神的敬畏，由于原始社会认为名字是身体的一部分，语言为福祸之根源，以避讳方式趋利避害，避免说出全名、只称一部分，迎合了古人恐惧迷信的心态，所以避讳最早是透过避名来表现恐惧和敬畏。像是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从此后平辈以“字”相称，不再直呼其名以表示尊敬。像是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首任主席张澜（1872—1955年），字表方，毛泽东尊称他为“表老”；毛泽东字润之，中共以外的民主人士多称其为“润公”，可见直到20世纪中叶，称人字号而不直呼其名的传统依然存在。

避讳种类面面观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王新指出，在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创建之前，避讳制度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且类别可分为三大类：公讳、私讳与圣贤讳。公讳主要指避帝王以及类推至七世祖以内祖先的字号，举国上下必须遵行，影响也最广。例如秦始皇名“政”，故秦代规定不得直呼其名，将“正月”改为“端月”；为避汉高祖刘邦名讳，将《尚书》中的“协和万邦”改为“协和万国”，战国官名“相邦”改为“相国” , 《论语》“何必去父母之邦”在汉石经残碑上写作“何必去父母之国”；汉文帝名刘恒、宋真宗名赵恒，所以战国时代齐国大夫田恒被改名为“田常”；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将“秀才”改称“茂才”；东汉初年名士庄光，为避汉明帝刘庄之名，则是改姓严。此外，汉朝的避讳范围扩大到皇后，像是吕后本名吕雉，“雉”原意为野鸡，为避皇后名讳，只要遇到“雉”就改用“野鸡”代称。

地名不敌帝王权威

除了人名需要避讳，连地名也要跟着后世帝王名讳更改。东汉建安十七年（212），割据在江东一带的孙权将治所从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移往秣陵，并改称为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直到公元318年，东晋元帝司马睿在建业称帝时，为避晋愍帝司马邺名讳，改名“建康”。而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于司马邺登基时，为避讳改名“临漳”。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后，把原东吴领地内的昭武改名邵武（今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市）、昭阳改名邵阳（今湖南省邵阳市），就是为了避其父司马昭之名。

后唐同光二年（924），庄宗李存勖因“孝昌”犯了其祖父李国昌名讳，下旨改为“孝感”（今湖北省孝感市），“昌乐”改名“南乐”（今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明清皇宫紫禁城北门，原为相应四灵之一的玄武，故称玄武门，但因康熙帝名玄烨，因此改称神武门，沿用至今。今湖北省天门县原称竟陵，先后为避后晋高祖石敬塘、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敬名讳，改称“景陵”，到了清代，由于康熙葬于清东陵的景陵，又改称“天门”。清雍正帝名胤祯，在他即位后下令直隶省真定府改称“正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犯讳的处罚

《唐律疏议》规定，上书奏事犯庙讳的轻者要被杖责，重者还要面临服刑三年的惩治。避讳的第二种—私讳，又称家讳，即避父、祖之名，也影响后代子孙参加科举考试，倘若进士的家讳触犯了主考官或考科之名，只能被迫放弃考试。例如唐朝诗人李贺于元和五年（810）赴长安应“进士科”科考，但妒才者放出流言，称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后来即使韩愈作《讳辩》为其辩解也无济于事，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最终李贺就在怀才不遇、体弱多病且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于落第6年后病逝，得年27岁。

依学者研究，宋代法制最多、讳字也广，其庙讳嫌名少则四五字，多者像是宋高宗赵构的名讳就有53字，陈垣在《史讳举例》中称其为“空前绝后之例”。后来又加上避讳的第三种—圣贤讳，也就是将轩辕黄帝、孔子、老子、关公的名讳列为禁忌，若必须读到孔子的名—“丘”字时，要念成“某”。宋光宗时期，需避讳的文字高达298字，文人写诗作赋无不战战兢兢、临渊履薄，唯恐错用一个字惹祸上身，遭到贬官罢黜。

清代更是中国史上避讳避到颇为夸张的时代。清雍正三年（1725），清廷下诏：天下人不许冒犯孔子名讳，造成多数丘氏族人在“丘”字加上“邑”偏旁，改为“邱”姓。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西举人王锡侯在《字贯》一书的凡例中未避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人的名讳，结果被乾隆指为“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

春秋时代鲁国大夫申蠕曾经主张，为了将来容易避讳，在给孩童取名时应作到“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因为“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时过境迁，帝制时代早已离中国人非常遥远，曾经的种种避讳、禁语已成为明日黄花。不过由于历朝历代存在不同的避讳方式，正好也能拿来鉴定古代文物存在的时代、辨别其真伪，对现代来说，由避讳发生的改名，也不完全是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