鲑鱼之乱｜有名无姓是远古常态　中国姓氏社会为何是例外？

古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然而2021年3月下旬，台湾社会出现了为争吃店家免费寿司而改名“鲑鱼”的风波，彻底颠覆了这条古训。尽管支持者声称台湾年轻人拥有不受文化拘束和更名的自由，但反对者批评此举既背弃文化又展现贪婪，大陆网民更反讽“不知道台湾到底保留了多少中华文化”，委实值得教人深思。

毕竟，姓名的出现与成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发展正是文化、社会、婚姻、阶层流动等剧烈变化的历程，故至今仍有部分国家或民族只有名而无姓氏的概念、或姓氏不普及，譬如缅甸、阿富汗斯坦便是如此，日本亦是晚至明治维新时颁布《平民苗字义务令》，才让全体百姓都有了姓氏。连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年）在对比十六世纪姓氏不普及的英法两国后，都注意到“中国是个最早发展出普遍拥有姓氏的社会”，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宏大深邃。

在上古中国大地上，先民们起初亦无完整姓名，只有少数几个烜赫的部族留下了氏姓名称，且姓与氏乃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标明母系氏族的源流，后者则是父系社会中用以分别贵族的称号，不可混用。南宋史学家郑樵于《通志‧氏族略》序言里便介绍：“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为贱也……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清晰地缕述姓与氏具有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故姓氏合一与普及遂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特征与重要变动。

姓是用以标注自身部族渊源所出，原本上古中国只有数目不多的姓，明末顾炎武便在考证《春秋》后发现“姓言姓者，本于五帝，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且多是姞、妫、姒、姬、姜等女部部首的姓，正象征上古母系社会的遗存影响，因此原先的字义与起源颇难考证，学者们只能推断或从图腾而来、或依居住地区而起。比如《左传》里提及的风姓，便被推测可能是源自凤鸟崇拜；还有姜姓、姬姓，古籍便称源自姜水与姬水。

但最教人发噱的姓氏起源论，恐怕非属东汉年间成书的《白虎通》不可。该书汇聚了东汉经学家的见解，认为“姓所以有百者何？以为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纪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声有五，宫、商、角、征、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异气，殊音悉备，故姓有百也”，也就是主张姓出自古人依据音律差别而定。这种见解虽然充满抒情的文艺气息，流露彼时经学家心目中对天地运行擘划的理想法则，却毫无实证，不可能是中国姓氏的渊源根据。

至于氏的出现，则是随著封建与宗法制度的完备而日愈丰富的产物，是贵族男子用以注明身份源流的称号。根据《左传》记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便道出了氏的来历：即天子分封土地建藩后，赐予诸侯氏号，诸侯再行分封之后，受封的卿大夫等王孙公族再另有氏号。比如周公旦，受封于周邑，故其氏为周，姓则是姬；晋文公祖先是周武王之子唐叔虞，故国氏为唐，姓则是姬，待至晋侯燮继位后改国号为晋，所以氏也随之改为晋，但姓仍旧没变，依然是与周天子同姓的亲族之国。且根据男子称氏、妇人称姓的传统，周公旦应呼为周旦而非姬旦才是。此外，氏号除了来自封地国名外，祖先名号、官名等也能成为新氏。但不管氏号如何改变，只要同姓的话便能知悉彼此源出同族，且不能通婚。

然而严密的姓氏制度，随著封建社会的崩溃也慢慢转化。由于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达、以及诸侯间的战争与以下克上的政治风潮，令愈来愈多小国遭消灭并吞，愈来愈多贵族陵夷势颓成平民，还有愈来愈多白衣卿相崛起，连带也使姓氏普及至民间，显见大宗、小宗有别的礼法制度已无力维系这人口激增、政治紊乱、兼并盛行的新社会，同时也使姓与氏的区别已无太大意义。

各阶层与人口的流动不仅让王官之学流入民间，刺激了学术与政治的进步，催生儒家、墨家、法家等流派，也让姓名礼俗普及于上下，使官民在名号身分上已无显著的贵贱区分，且更有利于户籍制度的完备，进而令政府征税、征役、抚恤、统计人口、分配与取用土地等治理问题上更形便利，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上古社会的一大跃进。且随著姓氏的称呼与功能合一、数量增加后，百姓也就不再轻易改动姓名，故今人的姓氏几乎都能稽考溯源至先秦，成为中国文化的特殊符号。中国社会这种与先祖的深厚连结，无论放诸古今都是罕有的。

不过姓氏合一的变化与意义，起初不是每个人都能注意到，如郑樵就批评过司马迁和唐代史家刘知几不明姓氏用法区别、写错古人姓氏的现象。但对照起台湾社会顷日的改名乱象，显然仍有不少人不理解或轻看姓名在中国文明与社会制度形塑中的重要作用，这尤其对时常自命保存中华文化精粹的台湾地区来说，无异是极大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