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错了吗　这尊铜奔马踏的究竟是飞燕或雄鹰？

日前中国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通过微信公众号宣布，该系教授兰强认为举世闻名的“马踏飞燕”铜奔马脚下所踩的不是燕子，应当是匈奴崇拜的雄鹰，加上墓主乃张姓将军，参加过抗击匈奴战役的概率不小，墓里又出土过一套青铜军事仪仗俑队，似有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雕像般的纪念功勋意味，因此该改名为“马踏匈奴鹰”。

依据《北京青年报》报导，对于兰强教授的理论，收藏铜奔马的甘肃兰州博物馆馆长贾建威表示，“因为铜奔马是东汉末年的青铜作品，而霍去病将军攻打匈奴是西汉时候的战役，两者相差近三百年。所以铜奔马直到目前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定名，我想也以此为契机，召开学术讨论会来征求大家意见，将铜奔马命名工作往前推进”。

其实何止铜奔马的命名有所争论，自从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被发现以来，该墓与其随葬品的断代、铜奔马属于现实或神话马匹、马脚所踏飞禽又是哪种鸟类，无一不是众说纷纭，处处充满谜团。且教人惊诧的是，雷台汉墓刚出土时，正处于动荡的文革岁月，发现墓葬的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第13生产队的社员王明、杨发祥、杨发财、蔡耀等人还以为是风水镇物，后来还决定违法瞒住上级，企图偷偷变卖文物，差点令铜奔马等瑰宝就这样毁去。杨发祥事后坦承：“上级拿就算了，不拿，我们就卖铜，买牲口，当时想了个奸心，想吃个囫囵馒头”。

所幸汉墓现世的风声传到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干部党寿山与金羊区政法干事张有耳里，俩人连忙赶去查看，这才揭露了农民瞒报的行径，将大批文物抢救回来。但遗憾的是，由于生产队社员藏匿不当，将文物胡乱装进麻袋里入库，不仅破坏了考古现场，导致文物的排列顺序遗失，更直接毁损文物，部分铜马的马腿、马蹄、鞍鞯、套具等不是摔断就是破碎，木器、漆器、纺织品等遗物更是无从留存。至于铜奔马本身，颈部也出现数个1公分左右的洞孔，马尾也已断裂，直到送至北京故宫由青铜器修复师赵振茂修复后，才有了今日的飒爽风貌。

至于铜奔马究竟是现实马种抑或想象中的神话之驹，姿势符不符合马匹实际的奔跑貌，还有所踏之鸟的种类也引起诸多争论。早先，于1971年历史学家郭沫若陪同流亡于北京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参访甘肃省博物馆时，博物馆临时负责人王毅向郭等人介绍雷台汉墓藏品，郭沫若被铜奔马的英姿吸引，特意命王毅取出来端详许久。王毅遂问道：“郭老，铜奔马蹄下踩的这只鸟从形象特征和创作者的匠心来看，我们认为是只燕子。此鸟双翅较身躯略小，膀梢尖细，疾飞时膀梢向外与身躯平行，呈三叉式，这正是飞燕形象的反映。创作者意在用飞速最快的鸟衬托马速，而鸟中飞速最快者正是飞燕。能否将这一造型称作‘马踏飞燕’呢？”郭沫若予以认可。从此“马踏飞燕”之称不胫而走，郭沫若也被许多人认定是此名的赋予者或催生者。

不过这名号自诞生后不久，便面临许多学者的质疑，毕竟该“飞燕”的尾巴并非剪刀状，少数学者甚至认为对铜奔马的命名不正确，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实在教人莞尔。比如1983年牛龙菲依据东汉张衡《东京赋》中的“龙雀蟠蜿，天马半汉”，主张这是种凌飞银汉的天马，脚下的飞鸟则是象征风神飞廉的龙雀，故该命名为“马超龙雀”。接著1984年伍德煦与陈守忠联名于《光明日报》上撰文，驳斥牛龙菲的“龙雀”说，声称龙雀其实是鹿头鸟身蛇尾的神兽，铜奔马则是“马神天驷”，而非不少人以为的大宛天马。

结果这些说法又被张永明、张东辉等人反驳，渠等声称“都认为武威铜马与汉代现实生活中的马（敦煌、大宛等良马）毫无关系，将其理解为纯粹主观想象中的‘神’的反映，这就从本质上将其看成了唯心的产物，我们认为这与武威铜马的实际完全不符”，所以张永明与张东辉主张“它的正确的称名应该是‘东汉铜铸武威天马’（天马行空），马蹄下的鸟仍以飞燕为是”。值得审视的是，这些学者们在交锋时所流露的意识形态，不失为反映改革开放初期仍残存的特有时代烙印，也算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特征。

除此之外，早在兰强之前，亦有其他学者提出过铜奔马所踏之鸟为飞鹰的说法。2010年，杨诗兴、李东海、雷明远等人于期刊《丝绸之路》上声称，“从动物生态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分析，燕和马的关系十分疏远，很少接触”，且铜奔马踏的鸟生理结构似鹰不似燕，因此该改名为“马超飞鹰”。杨等人还批评央视节目主持人与北京商之艺艺术有限公司都用过“马踏飞燕”的称呼，“这项差错有损国家的光荣与尊严，贬低了我国考古科学研究水平。因此，必须用一个科学、严谨的名称为该国宝正名，才可能杜绝‘马踏飞燕’这类不正确用名的继续流传，逐步消除其负面影响”。但平心而论，这份批评似乎过重了些，毕竟为了避免争端，兰州博物馆与正式文件始终用“铜奔马”来称呼，“马踏飞燕”作为广泛流传的俗称，其实并无太大不妥。

撇开这些争论不谈，亦有学者腻烦了对铜奔马命名的繁琐考证，如刘文性于2001年痛斥“该马蹄下的飞鸟被不恰当地提升到主导地位；而作为艺术品主体的马则被排斥到了微不足道的次要的从属的地位。似乎马必须以鸟为转移，必须围着鸟兜圈子。叫它踏什么，就得踏什么；叫它追什么就得追什么；叫它奔什么就得奔什么……难道考证出铜马足下的飞鸟种属，铜马的价值便由此提高，否则就会相反吗？……在为武威铜马命名时，完全没有必要在其底座上做文章”。刘文性还给了个俐落的新名称，主张直接称为“铜天马”最适切。

但不管该座铜奔马叫什么，在其命名争论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人们对于古代中国文化的向往与探索，是对中国历史的亘古求真，同时能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解释，也是中国文化包容的另种体现。因此铜奔马的称谓考证或许还会纷扰许久，但人们对于这项艺术珍品与其所处时代的爱好，都永远不会消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