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大连男童杀幼女免刑责　古代如何惩罚未成年罪犯？

10月20日辽宁省大连市发生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童的惨案，但因凶手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故法院只能裁定收容教养，导致内地社会再度掀起关于调降刑责年龄的激辩。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亦在近日讨论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打算拟定8项过渡性教育矫治措施，以弥补不能施以刑罚的缺失。
而在古代中国的律法中，又是怎么样处罚未成年犯罪的呢？

唐朝长庆二年（822年），羽林官骑康宪向平民张莅讨债反遭殴打，康宪的14岁儿子康买得赶赴救父，举起木锸敲破张莅脑袋，导致张莅三日后伤重死去。原本依律康买得该处以绞刑，但唐穆宗（795─824年）接到刑部“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的奏请后，破例减死改判流刑。

尽管这种为父复仇的罪行因有彰显孝道之功，被唐穆宗刻意赦免，但也从侧面反映在重大罪案上没有区别未成年者、一体遵行的常制。韩愈在议论为父报仇杀人的梁悦案时，也认为若完全依照《春秋》、《礼记》等允准子复父仇的观念，将导致“百姓相仇”。因此为顾及社会秩序不濒于瓦解，这类宽免儿少死罪与复仇案件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常态。

事实上，在法律上将成年人与儿少加以区别、并判以不同行为能力和责任的作法源自欧美国家，古代中国律令虽在服役、纳税、判刑上会对“老小废疾”者予以优免，但从不认为儿少的善恶观念与理则思维会有别于成人，也未制定专法论及未成年人，只有基于“矜弱恤刑”的仁政思想，对老幼一直有较多保护政策，但也不是毫无限制地豁免。

例如《周礼》在谈论刑狱时便主张“三赦”，第一赦即是“幼弱”，东汉大儒郑玄（127─200年）注疏称：“若今律令未满八岁、八十以上，非手杀人，他皆不坐”，认为该年龄段的罪犯虽可免罚，但亲手杀人的重罪则不能不追究。

象征礼法结合的中国法律典范《唐律疏议》，在《名例‧老小废疾》条里也写著：

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

规定这类罪犯若有不合三赦条件者，“年虽老小，情状难原”，交由皇上敕裁。这一方面代表皇权的集中，也体现慎刑的美意，但更重要的是象征既然未符合赦免条件、无论老幼也得依律判刑的公平准则，绝不轻易宽贷。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以儒家思想治国，自西晋《泰始律》开始正式“以礼入法”，中国法典自此全面儒家化，因此对于维护长幼伦理的奖惩有更多特别的条文，但也不会为此完全破坏社会稳定的基石。比如《唐律疏议》在《鬬讼》门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鬬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允许子孙在保护双亲和祖父母还击他人时可适度免罪，但若致人于死的话依旧得依法处刑。

最著名的少年罪犯

中国古代法制史里最著名的儿少罪犯，应非清朝雍正三年（1733年）的丁乞三仔案莫属。14岁的丁乞三仔，因受亲人丁狗仔“欺伊年幼，合其挑运重筐，又将土块掷打丁乞三仔”，丁乞三仔恼得掷土回击，哪知打中丁狗仔腹部后渠竟然一命呜呼，按律应当处以绞监候。

而《大清律例》规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因此江西巡抚谢旻将该案上奏雍正皇帝（1678─1735年）后，雍正皇帝下旨道“丁乞三仔情有可原，著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自此该案成为清朝官员处理儿少犯罪时会不时援引的判例。

但要注意的是，该案并非豁免未成年犯罪者的准绳。当乾隆十年（1745年）御史万年茂想比照丁乞三仔案、替湖北15岁少年熊宗正持凶器杀死亲人熊建候求情免死时，立刻遭刑部尚书盛安（？─1759年）驳斥，理由是丁乞三仔并非挑衅者且系误伤，因此才得以减刑，起衅行凶的熊宗正岂能相提并论？

自此，清朝规定“嗣后凡遇十五岁以下杀人之犯，该督抚查明，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符者，援照声请，听候上裁。”

而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川发生9岁幼童刘縻子杀死同龄幼童李子相的惨案后，乾隆皇帝（1711─1799年）又指示“九岁幼童既能殴毙人命，其赋性凶悍，可知不宜遽为矜宥”，否决四川总督富察文绶（？─1784年）奏请减等收赎的建议，要求按律处以绞监候。接著清朝又推出更详密的规定：

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死者长于凶犯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若所长止三岁以下，一例拟绞监候，不得概行声请。至十五岁以下，被长欺侮殴毙人命之案，确查死者年岁，亦系长于凶犯四岁以上而又理曲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

，严格限制未成年人减刑的门槛。

除了直接杀人的刑案之外，未成年人间接害死他人也得受罚。例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五岁少年柳六觊觎族兄柳小妻子阎氏的美色，竟趁柳小去收垛小麦时潜入其宅，欲强奸沉睡的阎氏，结果阎氏惊醒赶走柳六后，羞愤之余上吊自尽。官府一度由于柳六年少仅判处缓决，即留待来年秋审或朝审时再覆核定夺。但官府查过判例后，发现“将强奸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未成，本妇羞忿自尽者，改为拟斩监候”，遂改判处斩监候。

由前引史料可知，“矜弱恤刑”虽是古代中国的政策，但罕有因此伤害最高道德原则与司法正义的判例，官方始终认定“老小废疾”仍具有与常人一致的是非观念与智力，因此不当完全免去他们罪罚。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1840─1913年）便批评过“盖犯罪如杀伤、贼盗之类，虽四五岁童稚，无不知其为恶事者，以是非善恶之知与不知而定责任年龄，不可谓非各国法制之失当也”，认为此种律法思想不妥。

但随著西力东渐，欧美法系与概念最终为中国所采用，对未成年人的特意保护，遂成为实现法律正义的原则之一。只是，北京新东方教室奸杀案、广西13岁少女杀人案、大连13岁男童杀人案之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未成年犯罪的凶残不断震惊中国社会，遂使大众兴起是否该调降刑责年龄的激辩，以及争论区分未成年与成年者的作法是否合理。

而透过中国古代的未成年犯罪判例，可以发现犯人与被害者的强弱地位、犯案动机才是官方审判的主要依据，“老小废疾”仅是减刑的参考这与西方“儿童是无行为能力人的假设”极为不同。因此如何借鉴历史、顺应国情，以消弭因未成年犯罪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民怨，将成为中共推进法治体系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