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中国】中医生死大辩论　反映的竟是中国存亡焦虑（下）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暨医学奖颁给发现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药学家屠呦呦，成为该奖项的首位华人获奖者，青蒿素的发现至今拯救数百万名疟疾患者的性命。屠呦呦在获奖时表示，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给世界的礼物”，今年10月22日她再次因为青蒿素的贡献而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10月25日全国中医药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指示中提到，中医药学包含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肯定中医药的地位。 但现时风光的中医，将时间回溯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中医却面临是一场连自己都快救不活的战争，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民国中医的存亡之战

1929年2月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出席者几乎都是留学欧美日本的西医或不懂医事的官员，包括余岩在内，没有半个中医参与。结果余在会议上竟提案要求“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南京特别市卫生局长兼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胡定安（1898年─？）也帮腔道：“先父是一个中医，设使今日先父尚在，鄙人也要反对到底”。

最后卫生委员会竟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决议取缔宣传中医的杂志报刊、禁止成立旧医学校、禁止旧医诊治法定传染病等等。但最致命的则是所有中医得在一年内登记领照，国民政府却又规定中医训练期限为五年，这无非是断了所有尚未结业的中医学生的悬壶济世之路，落日条款一出，待现有的老中医逐一凋零后，中医便将自然消亡。

这样的法案通过后，立刻炸出全中国中医界愤怒的声响，281名中医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反对废除中医”等口号。神州医药总会成立者之一的包识生（1874─1938年）痛斥道：

中医是国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怎么能够唾之为封建迷信，怎么能够唾之为是旧医呢？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们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你中央大员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需要。我们要誓死保护中医药！

各地商铺、报馆、药业工会、甚至南洋华侨也都纷纷给予支持。最后在庞大的民意压力下，国民政府才不得不宣示取消该议案，但卫生部竟声称“查中医一案，本部力主提倡……并无废止中医中药之说”，彷佛忘了通过废止中医案的主管机构究竟是谁。

不过，有废止中医之心的国民政府，又紧接著在1929年4月由教育部公告：

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习者之资格与程度，亦未经定有标准，自未便沿用学制系统内之名称，应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

这种说词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国民政府一面拒绝明订中医课程和学系，一面又指责民间中医学校不够科学化，故要予以降格，因此又惹起中医不满，蒋介石遂下令撤销。但教育部和卫生部竟又呈文给行政院，主张既然不能叫传习所，便改作“称为中医学社，俾成为学术团体……非摈弃中医于学校系统以外，实欲中医有自由发展之机会，不受教育规程之限制”，但对于这样的内容，行政院居然采纳并通令推行，致使中医地位跌得更深更重。

虽然中医界后来改变战术，改要求国民政府设立国医馆、再附设国医学校，借此令中医教育得以不辍。接著再推动立法院制定《国医条例》，期许替中医争得与西医平等的法律地位，毕竟西医早已有《西医条例》保障权益。结果立法院虽于1933年更名为《中医条例》后准允通过，但力主废中医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竟悍然拒绝颁行，迟至1936年才在各方压力下公布。揭露当时国民政府打压中医，罔顾民意、知法却不守法的情况。

对于这种长期备受打压的处境，中医郭鸿杰在1933年〈改进国医与医育法权〉里描写得非常透彻：

鼎革以来，一切政事，总以外国为取法，视本国数千年固有之学术文化如蔽屣，于是西医西药，亦乘机而东侵，乘假且篡夺其医政，遂使堂堂中华民国教育部、卫生署之医事教育卫生行政一切法权，如医学校也，医院也，防疫条例也，俱为西医而设想，扑灭国医之阴谋起，诋毁国医之理论与废除国医之法令下，国医之运命，几频于危。

这种尊崇西方科学、非难本国传统的现象，甚至连名人梁启超（1873─1929年）也难幸免。当梁启超于1926年在当时医术与设备最优的北京协和医院开刀治肾，结果病情未好转后，一时之间各方颇有质疑西医的舆论，但梁启超为了促进西医被大众接受，竟特地撰写〈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替协和医院止谤。但梁启超随后又转身找上中医唐天如诊治，不能不说是种讽刺。

抗战结束后，本以为将随著社会重建迎来新生的中医界，居然又开始遭受压制，教育部开始取缔各地中医学校，又利用《医师法》限缩中医权利。直到中共建政后，中医的处境才略有好转。

1944年，毛泽东曾指示过：

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著大批人畜的死亡。

1950年，毛泽东又重申要“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这不仅仅是出于维护传统，更因为当时全中国的西医不过才2万余人，根本无力负荷所有人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因此若一味禁绝中医或阻止他们接受新式科学训练，绝对不切实际。

不过中医仍在之后遇上些波折，比如195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下，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斌（1909─1992年）竟认为中医属于封建医，仍应予以禁绝，结果被毛泽东撤职。文革狂潮掀起后，许多老中医又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红卫兵批斗，部分中医典籍也被视作“四旧”遭摧毁。

待至改革开放后，中医的地位和教育才渐渐日形稳固。

只是即使到了今天，仍有部分人士对中医怀有敌意，如2005年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学者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呼吁“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引起非常大风波，也显露中医在当代教育和学术里的尴尬位置。

平心而论，中医存废论争，相当程度上是近代中国国势与文化自信几近全失的产物，当时不仅是中医，但凡一切传统文化都成了自诩进步的人士急欲打倒的对象，连废除中文、改写拉丁字母、口说世界语的主张都不时出现，因此中医存废不单单是实用与否的问题，本质是中国文明可否获得现代性改造进而免于亡国灭种的疑问。

不过，中医因最贴近民生、又牵涉最多人民利益，因此蒙受的扭曲最猛烈、也最有韧性存活下来。毕竟，中医虽然立论与现代医学不同，又掺杂诸多古怪的无效药方，但终归是经历古人几千年实践和探索的智慧结晶，客观上也是保护中国人口增长的助力，因此不能一概抹杀，更不能片面“废医存药”，因两者实乃一体，医无药难立、药无医难施，无论就历史或医学价值而言，中医都具有相当重要的贡献，中国文化亦是如此。

回顾那段激烈交锋的斗争，除了顾及中西医间的利益与学术冲突之外，更可以从这些言词历史中感受当时中国人民内心深刻的亡国灭种焦虑感，而这股焦虑更是改变近代中国走向的根本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