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中国】中医生死大辩论　反映的竟是中国存亡焦虑（上）

10月25日全国中国医药大会在北京召开，但在西医大行其道的当代社会，鲜少有人会留心到几天前的10月22日是“世界传统医药日”：这是1991年于北京举行国际传统医药大会时所决定的纪念性节日。而更少人会记得，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传统中医曾一度濒临生死关头险遭禁绝，别说救人活命，连自己的生存都差点挽救不了。
对中医质疑的声音要一直到中共建政之后，中医才在政府的保护下艰难地重新起步发展，未沦为只有在书籍与博物馆里才能见到的“文化遗产”。

中医成落后文明的标靶？

最早质疑中医存在的声音来自清末大儒俞樾（1821─1907年），他在1878年发妻遽然病逝后，愤于所延请的中医无法妙手回春，于是批阅医书，提笔撰就《废医论》，严厉又沉痛地呼吁“夫医之可废，何也？曰：医无所以治病也”，以文字声讨中医的疗效和存续价值，讥讽其“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并认为中药虚妄，“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甚至，将所有中药形容成催命毒药，攻讦道：

“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俞樾的门生章太炎（1869─1936年）则在1910年写下《医术平议》，指出俞樾“虽言废医，其讥近世医师专持寸口以求病因，不知三部九候，足以救时俗之违经，复岐黄之旧贯，斯起医，非废医也”。他替俞樾缓颊称其本意是为了振兴中医的真正精髓，并非要全然废除，但批判中医的声音已逐渐成气候。

虽然清末尚有身兼进士与郎中身分的唐宗海（1846─1897年），开创“中西医汇通派”，写出援引西方医学理论补足中医学理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扬名于世，然而在西方科学的强势竞争下，中医已成为激进者眼中象征落后文明的标靶。比起经史子集等受士人青睐的“国学”，被视为末流、实则关乎亿万民生的传统医学反倒先一步被抨击，不能不说是种矛盾与讽刺。

尽管俞樾晚年又因自身疾苦转求中药延命，自叹道“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但俞樾仅改变对中药的看法，他又写就《医药说》一文，改口称“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

这种“废医存药”的论点对近代中国影响颇大，并成为中西医论争的主要矛盾，甚至不少中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部分说词。因此可以说，俞樾的笔锋点燃攻击中医的炮火，其转变又主导了中医药部分有益还是通盘无益的论辩思路。

民国初年 中医地位日下

民国肇建之后，质疑传统文化的声浪不绝如缕，中医的地位更是江河日下。1912年至1913年间，新生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打算模仿日本，全面推行西式教育，因此著手拟订“壬午癸丑学制”。但教育部在1912年11月颁布《医学专门学校规程》、《药学专门学校规程》时，里面竟毫无任何一句论及中医，等同刻意废除中医教育。

该法令一出，顿时引起全中国的中医哗然，是为医学史上轰动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不过仔细若考究北洋政府的态度，将会发现其根本有意渐进式地废止中医，绝非疏忽漏列的无心之举。

1913年10月，19个省市的中医团体派遣代表共组“医药救亡请愿团”奔赴北京。负责擘画请愿的上海神州医药总会成员余伯陶（1872─1945年）在代表们赴京前，期勉他们道：“这次赴京请愿，是我国医药界几千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是挽救我国医药的一次重大的创举。它对今后医药前途关系很大，希望代表们以坚定的毅力，百折不饶的精神去达到保存中医药的目的”。

但没想到教育总长汪大燮（1859─1929年）的态度却异常强硬，写有“呈为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事……速举中医中药切实整顿即可，逐如淘汰则不可”的请愿书遭其拒收，对于请愿书里提议的设立中医药书籍编辑社、设立药品化验所、编辑医学报刊、创设中医补习学校等措施更是充耳不闻。

深受日本明治维新废止“汉医” 的刺激，汪大燮直截了当地告知代表“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铁了心硬是不肯让中医延续下去。

汪大燮的回应激起更大的反弹声浪，各地中医纷纷撰文痛斥或发起抗议，北洋政府教育部这才发觉大事不妙，赶紧回复请愿书，但语句仍充满推诿：“中国医药上自神农皇帝，下至民国，名医辈出，力起沉疴，活人无数，若年沟通中西医学，以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则我国医界必有可观……唯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此项规程，系由临时教育会议公决……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显然，教育部想把漏列中医的责任卸得越多越好，并暗示中医不符合“最新学说”与“进化之大势”的科学标准，其意仍是想废止中医教育。

1914年1月中华民国国务院正式答复，宣称：

“前此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除厘定中医学校科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

同时开始允准民间设立中医学校。表面上中医似乎免于被消灭的危机，但实际上国务院的表态仍不脱教育部的思维，且一边允许民间设校传授中医，一边又拒绝制定正式的中医课纲规范和准许中医注册登记，形同让中医资格与地位处于灰色地带。

中医界因此不屈不挠地继续抗争，1925年要求教育部得列入中医课程，疾呼：“教育部学校课程，有西医而无中医，致令办此项学校者，无矩矱可遵，入此项学校者，无学位可望，是不啻以法律限制学术，为自灭文化之政策”。

结果中医界的呼声遭西医强烈抵制和斥责，宣导“废医存药”最力、抱持进化论眼光认定中医终将绝灭的西医余岩（字云岫，又称余云岫，1879─1954年），揶揄道：

“假若中医教育列入大学或专科制时，将来怎样可以使高中学生学那些‘五运六气’、‘汤头歌诀’……在中学讲的是科学，入了大学反倒退步。”

讽刺中医的阴阳五行经脉理论全属谬论。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部于1928年召开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神州医药总会再度呈请列入中医为大学学系，结果仍石沉大海。

不过这点挫折还不算什么，更糟糕的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