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集物・Julius Tart Optical】专访Tommy O'gara 不谈时尚
当眼镜成为国际潮流语言，品牌频频出货，消费者密密进贡，一时间配饰变时尚单品，像近年Gucci靠Alessandro Michele反弹之际，大众锁定的正是他手中那副复古镜；若说更早期已撼动时尚界的自然是Thom Browne，量少质高价位更高，当年几乎没有现货上架，弥足珍贵贵在坚持，坚持高质，Thom Browne因而将制镜的保证交付予DITA（当年创作总监正是Tommy O'gara），系列美得叫人没话说。后来Tommy建立the LIGHT Co., Ltd、跟Neighborhood主脑泷泽伸介推出Native Sons系列、颗拍John Mayer重塑Max Pittion，为Visvim、Tom Wood等品牌设计眼镜，还有最近重新将美国老牌“Tart”以Julius Tart Optical Enterprise之名重推出市场，在黑雨招摇当日亲自将镜架带来香港，为了访问他特意换上不同帽子造型，然而一切无关于潮流，我们只谈眼镜和故事。
摄影：潘思颖
I never look at other glasses, never, ever.
几年不见，Tommy还是直率直接。当年首次见面在他的酒店房内，一排排未曝光的Native Sons眼镜就铺在床上，朋友式的casual对谈，一如系列的“二战后自由主义风格”，他本人和他的设计都在强调独立的表达。
再碰面，设计依旧围绕个人，真真正正依循他的生活进发。“我从不看其他品牌的眼镜设计，从不。”狂妄？也不。他总是很专注地听别人的一字一语，因为他沉迷所有的故事。他的爱好很多，是个标准骑士，是电单车、古董车与赛车狂迷：“这个月的LeMons我会到场，Porsche Team一位车手是我的朋友，他会戴着Native Sons出赛，我会负责拍摄照片。我跟另一位摄影师友人正计划出一本关于古董Porsche跑车与Native Sons的相册。”
他关注所有有内容的事物，于是也迷音乐、电影、艺术，甚至诗；设计眼镜之余甚么都设计；极迷日本，三十多年前从美国跑到东京至今，又迷上建筑和设计自己的房子，现居于山上。“你喜欢Fisherman Pants吗？”他兴高彩烈的看着我一身打扮而问，我就知道吸引他的还包括形状（说“时装”未免太笼统）。
要认识一个品牌，透过潮流大概是最差的途径，因为你总会错失很多故事和温度。
重启老牌 经典从Max Pittion到Julius Tart
迷上一件事是重要的，尤其当你迷得比他人更深。就如Tommy O'gara与Tart Optical Enterprises（Tart）之间的起承转合，说来爽快直接，情况一如你和我，身边总有人四处寻找原版Tart眼镜，分别只是他在找眼镜之余，连同Tart创办人的甥儿Richard Tart也一并找上。
“当时一位好友希望托我找一副原版Tart，为此我做了许多资料搜集、联络了许多人，得知很多关于Tart与后来许多模仿它的设计的事。我想说这些人模仿它并非出于欣赏或受品牌的历史影响，一切都只为了赚钱。”假如你知道Tommy为法国眼镜品牌Max Pittion做的事，自然理解他对时间和历史的执著，因为一切都是故事 ─ 他跟美国著名歌手兼收藏家John Mayer在品牌失落40多年后将它重新带活，让这个法国老牌得以再度流传，将故事继续说下去。
“这花了我几年时间，我找到了Richard，那一代Tart至今仅存的后人；他跟我一样大，今年五十八岁。这些年间无数人找过他希望将品牌复出但都一一被他拒绝；我对他说出我的想法和理念，让他知道我在做的事情，寄给他一箱Native Sons眼镜，让他切实知道我们的品质和造工，我对他说这是最好的做法（保存Tart），最终得到他的首肯。”Tommy形容，如今的Julius Tart Optical质量几近乎全人手制作的Native Sons，他正在用现代的上乘工艺，力保1950年代的经典样式；此举另一重点是将这原创设计重归于Julius Tart品牌名字之下。“你看镜架呈完整zero base的直角90度，这是一种古老造法，现代再没有人会这样造眼镜。我们用现代机械造出古老的镜框，说来仿佛容易，当中涉及不少复杂的问题。”
随后他们一同到了巴黎和日本办发布会，见了多位重要人物，Tommy说自己崇仰创办人Julius Tart到一个程度，是以用上一句“Uncle Julius wants you to see the truth.”来正式为品牌复苏。
Uncle Julius wants you to see the truth.
迷上瘾的第二步
从Tart家族取得正宗的设计草图，在确保所有镜架依足原创设计和制作质量后，Tommy又急不及待捧着它们跑到了美国，跟Miles Mosley等人做了些与Jazz音乐有关的宣传合作。“它（Tart）给我的感觉很Jazz，你认同吗？就像1960、1970年代的Blue Note，一切都启发自Jazz。”
为了将Tart复活，从欧洲东奔西跑到北美洲，终回到日本，我问Tommy，为何系列竟然不在他设于福井县的自家工场生产？
“这很有趣，我来告诉你，就在二战之后，Julius Tart在1948年的纽约开设了自己的工场；而如今为它生产的工场同样开设于二战后，1949年，就在一年之后，我带着Tart的故事告诉工场的创办人，一位跟我相识超过二十年的朋友，我告诉他我想要什么，然后他为我制作出第一副原型镜，自此一直负责生产。”才知原来连生产工场也有段故事包裹。
从策动品牌复出，再确保设计的原创性、带入高质制作，以至再包装、为品牌定位，Tommy一力包办。the LIGHT Co., Ltd现拥有品牌版权，然而除了会按销售作分红，更一次付予了Richard Tart四年酬金。“因这一切无关于赚钱，我只想跟Tart家族建立正途的合作，将经典设计好好流传；市场上每个人都在赚钱，但金钱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是这叫他当初能选择离开DITA的高薪厚职，创立自己的工场，这样才能将Organic和Naturalness安置成他的工作重心。“还有sustainability，而这源自设计本身，就像这些镜架设计来自七十五年前，但依然非常酷！”讲究sustainability的包括材质，跟Native Sons同样用上日本Takiron厂的醋酸纤维素制作，全因它不会释出有害气料，毒杀地球。“Patagonia创办人Yvon Chouinard是我的hero，我一直以他为榜样，我们都是hippies，同样热爱这个地球，也希望感染到别人，重视sustainability，关注污染问题。”
时尚险著 不以量制胜
既然如此，就无法不谈到眼镜近年以时尚单品的潮流姿态一直以第二种方式“sustain”着；时尚界靠眼镜带起了几波冲击。而Julius Tart Optical首系列将重推四个型号：SEAFARE、BRYAN、AR、FDR；五种色调，三个尺寸，算很保守。也非抗衡，只是不屈服于以量制胜，亦成了一种sustainability：清楚确立需要，因为做得好不等如要做得过度。“时装品牌都爱将东西版权化，但纯然加上自己的名字就算，这实在是个不好的举动。假如时装品牌都能有多点自家设计的元素，或加以调整，大概已很能卖钱；又假如它们能用上更环保的物料制作，情形又会更好一些。它们的生产量同样是问题核心，今天被丢弃成为海洋垃圾的太阳眼镜数量相信比戴在人们脸上的要多更多。眼镜的确成为了fashion item，但需要每人都拥有10副吗？我想不需要吧。”Tommy为珠宝品牌Tom Wood设计的系列就只有三个款式、Visvim五个；Julius Tart Optical同样按步推进，三款新设计和尺寸随后才会推出市场，纵然品牌的设计草稿已全盘在手，依然一点不心急。
我最喜欢BRYAN这款镜，要知道我们透过原稿资料将一切调校回最正宗的尺寸，市面上仿冒的一般都较细小，然后仿冒的又再被仿冒，因此一直都是小尺寸的，但我们将它矫回正宗了。
世界是我的嘉年华
故事还未完。都说一切关于他个人。不少访问都见摄影师爱拍摄Tommy双臂的纹身（右手纹上“The Road Is My Brother”，左手是“The World Is My Carnival”），却几乎没有人将它的故事写出来，置若罔闻。
“我告诉你多一个故事，关于我自己。当年仍是学生年代，我跟一同成长的老死找了一份清洗大厦外墙的暑期工，当然地我们都只一直在玩，一天我驾着台小卡车，刚泊好在一个大型野外公园内，随即就见有十多台蓝色卡车驶了过来，车队的人们都穿着独特的蓝，车队主人的名字也叫Blue，他对我俩说：‘看来你们的工作都完成了，有兴趣加入我们一起午餐吗？’当然我们加入了，那简直像是一场游历嘉年华。Blue给我们油漆工作，一路上耳边都响着犹如嘉年华的声乐，我们一起狂欢了一整夜。”Tommy继续说。“他有妻子的，但离婚了；因为她搭上了另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后来却杀死了Blue和他的妻子。你知道吗，当年我完成了DITA跟Thom Browne的合作后，在离开的时刻，我在新加坡认识了替我纹身的人，当时我脑内就有念头掠过：我毕生都在游历，深深感激一切遇上的经历，因此我想在臂上纹下这两句，也是为了纪念Blue。”
The Road Is My Brother. The World Is My Carnival.
Visual Culture铜锣湾兰芳道21号地下（Julius Tart Optical系列已于店内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