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白日之下》导演简君晋：我给观众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
14年，葵涌私营残疾院舍“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被控在办公室内性侵智障女院友；15年，大埔“剑桥护老院”将长者脱光衣服在露天地方洗澡，这两宗与院舍有关的新闻，还有同时期其他不为人所注意的相关报导，甚至从来不曾于公众面前曝光的院舍黑暗面，震惊社会各界。《白日之下》导演简君晋(阿简)，和普罗大众一样，在面对这些新闻时，由难以置信到心感愤怒，最后这些情绪不是一闪而过的感受，《白日之下》的故事由是诞生，以侦查组记者追寻事件真相为切入点，既揭开残疾院舍的黑幕，同时诘问新闻工作的存在价值。电影于上画五日内达到375万票房并引起极大回响，为23年下半年成绩优异的港产电影，谁说严肃题材难以吸引观众？
文：金宝｜图：天下一电影发行有限公司｜题：《白日之下》导演简君晋：我给观众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
《白日之下》的故事，说给谁听？
探讨新闻价值及院舍制度是《白日之下》的主要题材，但即使与这两个范畴没有直接关联或兴趣的人，为何仍可能被这部电影深深打动？这也许和阿简在创作剧本时紧守的核心价值有关：“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角色，每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而电影不论题材，终归都是关于‘人’。
在世界各地放映时，很多观众跟我说这部电影令他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想起他自己身边的人，想关心对方多一点。其实每个人都会老，这件事很切身，这电影不是要道出某个界别的辛酸，我们是透过他们紧守自己岗位的执著，回归到我们作为‘人’应怎样面对和回应世界的各种荒谬，因此观众在看《白日之下》时，能各自找到自己的共鸣。”
历经五年的增值
由剧本诞生至开镜先后经历五年的光景，五年的过去，阿简年岁增长的同时，社会亦发生各样的事件，最具代表性的一定是三年疫情，目前全世界都在经历著混乱后的修复。这五年间未能开戏，却造就了电影的更深层意义：“这五年间我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就是祖母的离开，我将部份感受放进了电影，如果五年前剧本一完成就开戏，可能没有那么多深刻感受。现在很多场口和对白的设计还是一样，但意义却不同了，像事过境迁，新闻工作者对将来更迷惘，很多人会想：将来还有新闻工作者吗？ 还有人在乎新闻的价值吗？”
五年的等待，中间也曾经历过失望，但阿简还是相信，冥冥中每部电影诞生的时刻，都是它最好的出现时机。“《教父》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我很喜欢阿尔柏仙奴的角色米高柯里昂。年轻一点时候看，有些东西我未必能明白，但电影角色很像老朋友，五年、十年后某日打开影碟来看，我能领略的多了，认识这个老朋友又深了，其实对白和场景都没有改变，只是我变了。所以电影的best timing，就是它面世的那一刻。”说的是一部电影即使在不同时间面世，但总有能理解它的观众，所以上映的一刻，都一定是最好的时机。
宣传旅程上的意外惊喜
《白日之下》在香港上映前，原来早已在接近廿个城市参展，阿简由六月开始马不停蹄地飞到世界各地和观众交流，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最初他以为需要向海外观众解说多些香港的状况，但原来并不需要。“不是因为他们很了解香港，而是因为他们都各自面对著共通的情况。有些我们以为只会发生在香港的事，原来都会触动到他们，产生共鸣，语言并不是限制。可能不是要能理解那件事有多不公义，重要的是里面的情感。”
至于回到香港，阿简说有新闻工作者来看电影后，会轻拍他一下说多谢，“因为这部电影令他有一点释怀，”另外也有很多社工看后感受很深，这部电影对他们来说更加有意义，“因为他们知道实际的院舍环境是怎样的。”
每一句的多谢都很多眼泪，很沉重，阿简坦言最初害怕观众看后感受不到希望，但原来大家都能感受到电影最后所发出的讯息：“关于希望，很多人会问这个世界有希望吗？ 我的理解是，他们说的‘希望’是想要一个结果，例如赢还是输？ 派彩号码开几多号？ 但对我来说，希望是一个动作。
在最无奈的时候，最无能为力的时候，人可以做的就是相信，仍然可以怀抱希望，这是一种态度来的，当你有这种态度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改变。很多时人求的希望是求一个结果，但希望可以是一个‘因’，因为你有希望，才在后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如果电影不能解决问题
回归现实，阿简认为香港在营运残疾院舍的制度上，很多事情当然未够全面，制度的漏洞常被人借助去作恶，很多人都活在阴影中不被保障。“面对不公义，我会庆幸自己是幸运的一群，能坐在冷气房，有地方住，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我同时会问，我可以为这个社会和城市做些甚么呢？” 因为缘份，阿简成为了电影工作者，于是他思索怎样可以透过拍电影做多一些。“资料搜集期间，了解到很多事都很无奈，不是家属有能力可以改变些甚么，但我仍希望能有持份者不要只把人当做数字，不是一些要处理的问题，把人当回是人。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制度终归是希望人更加好，世界更加好，我们不是应该向好的方面继续向前行吗？ 怎么会放弃一些受苦的人不理他们呢？
我们未必能做甚么，但至少应该在乎他们；正如，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应向世界提出问题，让更多人思考。”